张绍兰

人们对现行基础教育的意见，大都聚焦在现行考试制度上，认为现行考试制度的指挥捧，强劲地左右着现行基础教育，引发了种种弊端，于是就以所谓的“课程为考试而设，学生为考试而学，教师为考试而教，学校为考试而办”的“应试教育”反映了现行基础教育的弊端。

的确，现行基础教育的种种弊端，诸如备受指斥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以智育为核心、分数至上、片面追求升学率等等，都与现行考试制度有关。这足以昭示我们：改革现行考试制度势在必行！然而，现实偏偏不尽如人意：于现行考试制度成为众矢之的的同时，考试的权威性仍在继续加强，呼唤了多年的救失除弊的“素质教育”，至今仍像水月镜花一样，难以落在实处。这极端的矛盾现象造成的强烈反差，令人迷惑不解。

如果仅仅笼统地讲，改革现行考试制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一个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任务是艰巨的，道路是漫长的，有问题不必大惊小怪……虽然原则上丝毫不差，但什么都解决不了。因为这并没有触及问题的症结。

如果仅仅着眼于现行考试本身，或者仅仅局囿于现行基础教育的圈子中寻寻觅觅，那只是浅层次的操作，可能毫无所获，最多是抓些鸡毛蒜皮而已。因为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就代表我党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又代表我党及时地明确强调“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彻到底，贯彻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今后，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用”。（《邓小平文逊第2卷第106页）可以说，在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乃至教育理论中，最基本的精神是要求“全面发展”，从来都找不到以所谓的“应试教育”范式作为教育指导思想的提法。古今中外，考试从来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各种考试制度都是与具体的教育目的相一致、相融合的。那么，本来是落实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重要手段的现行考试制度，怎么会在实践中出现了偏离？这种偏离倾向，自1977年恢复高考、拨乱反正，激活了奄奄一息的我国教育事业以来，在我国各类教育大发展和社会现实的巨大变革中，人们已早有觉察，尽管1982年以来，党和政府陆续发布文件反复申述着“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各级各类考试的科目、内容、形式、方法等方方面面也在不断地改进，极力矫正着偏差，然而，一切都收效甚微，冥冥之中，似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作祟，这是种什么力量呢？

明白干脆地说，这只无形的大手，就是“用人制度”。是它扭曲着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决定了现行考试制度的是是非非。对之，我们必须转移专注于一的目光，放宽眼界，把现行考试制度放在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座标系里去审视，去思索，去探求。

此所谓“用人制度”，特指选拔任用国家干部和企事业工作人员的制度。

“文革”前17年，国家干部多来自革命斗争和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大中专毕业生较少，而且，实行计划分配，用人单位没有多少选择余地。那时学历并不怎么受重视，智育时时受到冲击、抑制。进入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重心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造就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成为当务之急。适应形势需求，用人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最为明显的是：重视学历，并且越来要求越高；大中专毕业生、硕士生、博士生成为人才的主要来源，不仅选拔任用国家干部和国营企业人员如此，外资、合资企业更甚；外资、合资全部实行招聘制，任用国家干部和企事业人员也开始由计划分配向招聘制度转变，用人单位有了不同程度的自主权。这在客观上就逐渐形成了以学历为重要参照的新的用人机制。这一用人机制，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大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仅就高等教育而论，“恢复高考20年来，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踊跃报考高等学校，一批又一批的合格人才经过高等学校的培养走上了国家建设的各个岗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实践证明：恢复高考，改革招生制度，不仅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科技水平的进步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997年8月8日《中国教育报》评论员文章《高举伟大旗帜，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这一用人机制也相应地产生了某些负面效应，使一些学生家长们，望子成龙心切，有的甚至从幼儿抓起，竭力争取子女在读书求学的道路上，顺利通过一道道的文化考试关，获得高学历，有个理想的工作、光明的前途。这种社会心态的普泛化和新的用人机制的实行，如同两股合力作用于我国现行基础教育，现行基础教育焉能不尚智育、重分数，千方百计追求升学率？于是，就形成了现有的一套文化考试制度。反过来，现有考试制度的导向功能，又强化了现行基础教育与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偏离。这种双向互动也给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增加了难度。

我们在充分肯定新的用人机制适应社会发展的主导面的同时，指出其负面效应及其连锁反应对现行基础教育的严重影响，并探求现行考试制度是非之源，意在说明：要想改革现行基础教育和现行考试制度，推行素质教育，单单围绕其本身做文章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须在社会整体推进中，首先着力抓好用人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真正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用”。否则，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高中远没得到普及、大学教育更不能满足社会全体成员需要、考试选拔不可取消、竞争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会不利于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