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动态经济研究
如果说上述对宪法制定程序的静态经济研究关注宪法的整体型塑，那么对宪法制定程序的动态经济研究则关注宪法的部分变迁，这种变迁可分为显形宪法变迁（explicit constitutional change）和隐性宪法变迁（implicit constitutional change）两种类型。
1. 对显形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
对显形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指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宪法文本本身产生变动”。[2]亚瑟?丹泽（Arthur Denzau）所作的努力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研究了显形宪法变迁中宪法变迁和议程控制（agenda control）之间的关系，将传统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宪法变迁领域，指出宪政领域内的事项只不过是运用另一种方法从事普通政治领域内的事项而已，宪法修正案（constitutional amendment）或者制宪大会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同样反映了普通立法领域内的政治动机和利益驱动。[9]丹泽重点研究了议程启动控制（agenda access）与宪法变迁之间的关系。所谓的议程启动控制是指“提议对现状（status quo）进行改变的能力，这种提议将得到有权做出这种改变的主体的认真考虑”，[9]而政治制度则可以被视为一个议程启动控制的体系，不同的主体在立法程序的不同阶段拥有各自的议程启动控制权。议程启动控制的重要性在于当不存在明确的多数票胜者（a clear majority-rule winner）的情况下，它决定了政治的均衡状态的产生。因此，不同的议程启动控制的制度设置将产生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的一般特征是有利于掌握议程控制启动权的主体。丹泽通过比较四种不同的制度设置——公民表决（popular referendum）、两院制立法议会（bicameral legislature）、公民提议立法（popular initiative）和行政否决制（executive veto）——得出结论认为对议程启动控制强度越高的主体从议程中获取的利益也越多，特别是制宪大会比普通立法机关更有可能启动诸如重新分配议会席位、否决立法等与普通立法机关本身有着密切利益关系的事项。[9]
除了丹泽以外，布得里克斯（Donald J. Boudreaux）和比特查尔德（A.C. Pritchard）也曾进行过一项关于显形宪法变迁的经济学研究，建构了一个解释美国宪法修正案形成过程的经济学框架，他们对利益集团选择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促进自身利益的条件进行了精辟的分析。[10]秉承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两位学者假设了人们总是理性自利的主体，这种本性在进入政治领域内也并没有发生改变，政府的各个部门就是各种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谋求自利的一系列制度设置，“寻租”（rent – seeking）现象无处不在。因此，“人们寻求宪法变动就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10]立法机关同样是利益集团寻求自利的媒介，利益集团通过立法机关寻求促进自身利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促使立法机关颁布一项新的法律，另一种则是促使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现实情况表明人们更多的是通过前一种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那么为什么后一种方式运用的很少呢？这“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经济学的回答：宪法修正案成本更高”。[10]他们的研究指出利益集团做出选择时主要有两种需要考虑的因素：一种是“持续成本”（maintenance cost）；另一种是“预期的反对力量的强度及其在时间纬度上的变化”（strength and timing of expected opposition）。“持续成本”是指“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利益集团为了能够持续的、有效的获取政府赋予的特权而付出的成本。” [10]经过极为细致的经济学分析，两位学者指出“总的来说，我们的经济理论预测认为一项提案的鼓吹者在具有较高的‘持续成本’或反对力量目前很弱但将来会变强时，他们选择通过宪法修正案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10]
2. 对隐性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
隐性宪法变迁指“宪法文本没有产生变动，也就是说通过对固定不变宪法规则进行不同的解释所导致宪法变动。”[2]它是另外一种重要的宪法部分变动方式，这种变动与显形宪法变迁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造成宪法文本本身的改变，而主要是通过外在主体对宪法文本进行“解释”（interpretation）的方式实现。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隐形宪法变迁构成了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隐形宪法变迁存在的客观原因在于宪法文本内容一般具有抽象性，它一般不对政府[③]的行为做具体的规定，因此任何一个代表政府的主体的行为都会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政府的代表都在解释宪法并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隐性宪法变迁。正因为此，瓦格特（Stefan Voigt）教授才将三权分立的理论作为他对隐形宪法变迁研究的起点，认为政府的三个分支都可以引起宪法的隐形变迁。
瓦格特通过经济学模型的建构和分析将隐性宪法变迁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主要由司法部门的行为所产生。特别是存在司法审查的国家中，法院拥有对宪法的解释权（比如美国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通过解释过程表达出自身对宪法含义的理解，而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之下，其他政府部门（比如立法机关）由于集体行动成本的存在，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对力量来推翻法院做出的解释，由此而形成的隐性宪法变迁。这种变迁也可以称之为“由于权力分立的交易成本而导致的隐性宪法变迁”；[11]第二种隐形宪法变迁是由于政府的三分支在不同时间段上对宪法做出不同解释而引起的。如果说第一种类型的隐性宪法变迁是由于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政府三个分支对宪法解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偏好导致的，那么第二种类型的隐性宪法变迁就是由于政府在不同时间点上表现出来的不同解释偏好所导致的，这种变迁也可以称之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化着的解释所导致的隐性宪法变迁”。[11]同时经济学的分析显示，在隐性宪法变迁发生时，宪法文本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重要，相反比起其他制约因素来说，宪法文本本身扮演了一个相对边缘的角色。[11]
三、对宪法规则产生的经济影响的研究
对宪法规则产生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构成了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代宪法主要包括了统治结构（Frame of Government）和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两个部分，前者主要规定国家统治结构的组织与授权，后者主要规定人、人民、国民或公民在宪法上基本权利。[12]因此，这一部分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对“宪法权利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和对“统治结构的经济影响”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