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立法就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与德国惊人地相似，而且，反对者们的理由似乎更充分，他们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属于资产阶段法律范畴，与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格格不入。人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用金钱补偿的办法来解决精神损害问题，既不符合我国重义轻利的民族传统，又会降低人自身的价值，侮辱人的人格尊严。同样，我国《民法通则》只规定了适用范围很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此后，随着法律研究的不断深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赔偿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先后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法学家在论及此制度的理论依据时，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失。非财产损害虽然不可能恢复原状，但其既已受到损害，就应依法获得补偿，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属于同一范畴。第二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本目的，并非是为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是为了抚慰受害人的精神，恢复受害人被破坏的心理平衡。由于受害人所受的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之间不可能存在统一的价值衡量标准，精神损害赔偿并不是真正的损害赔偿，而是借助于金钱使受害人获得最大限度的精神平衡。
　四、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

　　与其他法律制度相比，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具有以下几种社会功能：

　　1、赔偿损害、慰籍精神的功能。精神损害赔偿并不是将精神人格当作商品给予损害补偿，而是使受害人在获得一定的财产损害赔偿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安抚和慰籍，使物质上的补偿变成精神上的补偿。人们的精神痛苦往往会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甚至转化成疾病，进而带来医疗费用的增加和财产收入的减少。从这个角度讲，给予一定的精神赔偿可以使受害人在饮食起居方面有所改善，从而有利于受害人身体的康复，预防或避免因精神痛苦而造成的进一步的损失。由此可见，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可以使受害人得到物质利益和报复情感的双重满足，从而使受害人得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慰籍。

　　2、惩罚与引导功能。责令侵害人给受害人以适当的财产补偿，这就意味着剥夺了加害人对一定财产或金钱的所有权，这本身就是对侵害人的一种惩罚。这种惩罚的实施可以促使侵害人尊重他人人格，教育其更好的遵守法纪。同时这种精神损害赔偿还可以警戒加害人在从事社会行为时小心谨慎，分清什么行为为法律所允许，什么行为法律所禁止，从而引导人们趋利避害，使社会生活步入正轨。

　　3、价值评判的功能。相当多的受害人到法院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其着眼点并非为了获得多少经济上的补偿，而是为了通过法律手段分清法律上、道德上的是非曲直。法院责令加害人给付受害人一定数量的损害赔偿金，不但是为了对加害人给予一定的惩罚，而且也同时向社会表明了加害人行为的反社会性，从而为人们提供了评判行为是非标准。

　　4、社会平衡功能。通过给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以一定的赔偿，有利于解除或缓和其精神上的痛苦和怨恨，使其得到胜利者的满足，从而有利于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促使社会安定。对侵害人给予一定的经济制裁，对于督促他们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从而起到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五、精神损害赔偿合理性及必要性

　　我国曾长期否认精神金钱救济的合理性，主要原因是来自苏联的民法理论认为人的身体、生命、名誉、尊严等不能成为商品，人格是高尚的，不能用金钱来评价。如果在人格受到损害时用金钱来赔偿，无疑是把人同商品等同起来，其本身就侮辱了人格，降低了人的价值。另外，精神损害赔偿在数额计算上存在技术困难，由此否认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实践证明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性是不可否认的。首先，金钱具有精神抚慰性作用。金钱赔偿往往比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或者追究加害者的刑事、行政责任更能抚慰受害者痛苦的心理。比如，受害者因身体伤害，尤其是肢体的残损，功能和容貌毁损等情况下，肉体与精神上受有巨大的痛苦，如不加以金钱救济，只口头道歉，或处以刑事处罚，我想受害者的痛苦是不会减弱多少的，所以，用人作在获取物质利益时的主观愉悦、满足感，来抵消或减轻其所遭受的精神痛苦便是合情合理的。其次，金钱赔偿具有惩戒预防作用。对侵权人来说，给其一定的经济负担，增大其侵权行为的成本，比起几乎不需什么成本的赔礼道歉等手段，对侵害者及其潜在的侵害者明显具有更强的法律上的否定力及其社会预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