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于刑事判决对民事诉讼发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使用拘束力的概念较妥,不宜使用既判力。因为既判力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在民事诉讼领域,在刑事诉讼领域偶尔也探讨既判力问题,其重点与民事诉讼完全不同。在大陆法系刑事诉讼中,既判力的维持主要是通过“一事不再理”而实现,强调法的安定性和对被告合法权利的保护,在英美法刑事诉讼中,相应的问题则通过“禁止双重危险”来解决①。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理论与制度下的既判力具有各自的内涵和特征,混淆在一起不利于有关问题的探讨。而拘束力的概念,作为判决效力的一般表述,可以作为描述不同性质诉讼判决间相互关系的手段。
其次,我国现行法对刑事判决能否对民事案件审理发生拘束力的问题并无直接规定。以前苏俄民事诉讼法的立法例来看,对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作了严格限制,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某一刑事案件判决,对于审理受到刑事判决人行为的民事法律后果案件的法院来说,只在是否有过这种行为和此种行为是否为该人所实施的问题上具有约束力②。显然,在这一限制下,刑事判决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对民事诉讼没有拘束力。而在德国诉讼法理论中,其态度具有一定的两面性,一方面,在诉讼理论上,承认判决具有普遍的拘束力,但在具体做法上,则有不同的规则。“按照(德)《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14条第二款第1项,民事法院不受刑事法院裁判的拘束。”③
在我国,现在直接可用的则是司法解释中的证据规则。根据最高法院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已为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可作为免证事实进入到后诉之中。而关于免证的程度,在学界有不同的纷争。“绝对免证说”认为,当事人只要提出记载某一事实的前案判决文件,即完成对所主张事实的举证,并且该种举证不可被推翻④。“相对免证说”则认为,前案认定的事实对后案待证事实只有表见证明的效力,即前案事实一般地在后案中应作一致认定,但允许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反驳,并在反驳证据构成优势证明的情况下对事实作出不相一致的认定⑤。根据2001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法院就不能对先前判决认定的事实实施免证。显然最高法院采取的是相对免证说。
在实践中,由于生效判决的一般确定力都得到尊重,生效裁判确定的事实通常情况下都得到推定真实的待遇。但由于诉讼目的、证明标准、诉讼价值模式不同,三大诉讼各有其不同要求,这给直接采信不同类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带来一定的困难。例如,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被归纳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而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更多采用的是“相似加接触”的推定方法;又如在著作权案件中,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严格从主客观等四要素进行审查,而民事纠纷中,被控侵权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仅是其免于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考虑因素。因此,在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在先刑事判决的效力仅是相对性的,是否构成侵权以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然应从民事诉讼的角度进行考察,要由审理本案的法官根据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作出事实认定。综合来看,刑事判决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的拘束力具有很大的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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