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包括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在内的我国各项立法都毫不例外地确认集体所有权是由集体成员享有的所有权，但是这种所有权到底是归哪些人集体所有？集体成员如何享有和行使所有权？所有者的主体地位怎样落实？集体内部的权利关系如何处理？集体单位与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怎样协调和界定？等等，这些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因而，虽然集体单位作为民事主体对外是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身份出现的，但在实体内部，所谓集体或集体所有，不论是主体、产权还是责任，都实际上不清不明，恰恰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主体。事实上，虽然我国创立了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集体所有制，虽然我国民法确立了集体所有权制度，虽然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关集体所有权的理论，虽然《物权法草案》仍在遵循这样的模式对我国的集体所有权进行着物权法构建，但是当我们以直朴的目光审视，我们却不得不无奈和困惑地发现，我国立法所规定的集体所有权及其所代表的理论与我们生活中所客观存在的集体所有权的现实，是有那么多的矛盾和不同并难以求得回答与解决。于是，我们自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传统集体所有权及其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形而上学和形式主义的因素，而我们的理论家们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说明集体所有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的本质始终未在物权法上作为权利形式得到科学与充分的揭示。这是由传统的集体所有权在集体内部主体与产权关系上的缺陷和弊端所必然决定的事实。我国的集体所有权本身存在的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科学发展观重新判断和正名，而面对“集体所有权”自身存在的如此诸多问题，我国“集体所有权”的物权法构建如果不探寻新的思路与转制，就难以实现科学的立法价值。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基于传统物权法的基本原理及其立法的科学内涵，对国家所有权的物权法构建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应当是相对合理的选择：第一，确认一定范围的财产即一定公用财产的国家所有，并规定国有公用财产的所有权行使与实现方式；第二，在承认法人所有权的基础上分别确定国家对其全资、控股或出资企业的出资人地位；第三，不再按所有制性质划分所有权，而应当按传统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的规则体系对所有权作一般性的规定；第四，对国有财产的范围和国家行使所有权或出资人权利的方式在一般所有权制度之外作出专门规定。这样的立法选择，一方面，既尊重了所有权制度的私权性质及其一般内涵，并可以按其自身的规范体系构建其制度内容；另一方面，又兼顾到了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并可以有效解决对国有财产的物权法调整问题。

　　对于集体所有权的物权法构建，由于各集体都是一个具体的实体，在民事主体上不过是具有一定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社会组织，因此原则上对其为法人或合伙制度的认同与改造是必要的。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土地”制度，如果不能实现在“共有”条件下的改制构建，则应当在一般所有权制度之外作出特殊安排。这一特殊安排应当作为民事主体制度的内容并应当与所有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制度之间相协调。其中应当在符合民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重点确立以下方面的规则体系：第一，集体组织作为民事主体的法人资格；第二，集体成员的构成及其权利和权利的行使；第三，集体内部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机制；第四，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之间的关系；第五，“集体”所有权与“国家主管”之间关系的物权法规制。

　　总之，如何实现对我国传统“公有权”制度的物权法构建，实际上是对物权法或所有权制度本质的认识问题。在“公有权”观念基础上的所有权制度建构，其既与传统所有权的私权性质认识相悖离，也不符合物权立法的一般规律和本质要求。因此，我国未来制定的物权法，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新陈旧滞后的法律观念和立法理论，承认和保护民事主体即法人的所有权，废除或调整现有立法中那些带有不合理的所有制性质的条款，使我国传统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在科学的物权法构建的基础上实现与现代物权法体系的融合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