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26日，安徽省池州市发生了“群体性”恶性事件。而这一类事件最近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时有报导。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类事件？虽然媒体分析认为有贫富分化带来的心理失调、警察处置不力、谣传以及其他一些偶然性因素，但从笔者的角度，这背后的一个深刻的原因是对公权力信任的缺失。只有对公权力信任的缺失才会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听信谣言，才会使群众对贫富分化问题缺乏信心，才会使群众攻击自己的政府。而公权力信任的缺失的根本原因又在于公权力缺乏中立性。

　　政府是每一个人的政府，公权力应该为每一个人服务，它要做事情首要的是学会利益的平衡，而不是固守某一利益群体的价值标准，它要做的是使每个阶层获得“共存”和“共赢”，也即保持中立，这大概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但在我国，公权力的中立性长久是一个搁置的问题。自清末以来，公权力都是追求自强救国与赶超英美为其正当性。后来又演变为以偏面强调经济的发展为目的，但始终没有将中立性作为公权力正当性的首要基础。这是中国面临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实际上，长期以来这也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原因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利益的一元化使人民群众对政府有这方面的诉求。政府掌握和分配着各种资源，它的权威也是自然而然的。曾几何时，我们对公权力是何等的信任，有事找政府，有事找警察。就是今天，信访也仍是普通老百姓解决争议的首选。因此，公权力的中立性与对公权力的信任没有太大的关联。

　　问题是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利益的多元化，政府仍然追求以经济发展为其正当性，而为是全面发展，就会出现偏面性。在发展的诉求下，公权力会必然偏向某一利益群体。目前出现的拆迁问题、三农问题、环保问题无一不带有地方公权力偏向的影子。

　　没有中立性的公权力，就不会有信任，这是自然而然的。池州事件中，即使警察出来处理，也不信任，折射的就是对公权力的不信任。

　　公权力的中立性不仅在中国是一个难题，在全球也是一个难题。

　　自由竞争阶段，政府严守中立，做一个“守夜人”。但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大萧条使公权力的中立性出现了转变。从新政以来，美国政府虽然饱受争议，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再有纯粹的中立性。利益集团在政府的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热情也是前所未有的降低。1960年，美国大选投票率为63%，而2000年只有51.3%，1996年甚至为49.1%，没有过半。英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种不信任已成为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顽疾”。

　　然而，经济的全球化再一次使公权力找到干涉的正当性。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政府的目标不仅是国内，而且要在国际市场上维护利益。企业家与总统一起出访是常见的事。解决国际间的经济纠纷，进入规制国内的经济生活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公权力再一次对中立说“不”。

　　因此，一方面，要保持中立，在多元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另一方面又事实上又要保持积极的干预。如何处理好这个难题，的确还需要智慧。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两者存在着的矛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它们统一于对人类建立公权力的需要之中。政府的建立不是以哪种学说为基础，它只是人们的需要而已。

　　在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保持政府的中立性与政府的干涉的协调是重建公众对公权力的信任的关键，也必然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中国人民大学·夏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