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按调整对象的范围大小为标准，将逃逸行为划分为狭义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和广义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

　　狭义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指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后的逃逸行为；而广义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则是包括狭义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在内的任何交通肇事发生事故后而逃逸的行为。其包含了轻微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和构罪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作为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研究，我们要从广义来着手，而对于就交通肇事犯罪的探讨就只要从构罪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入手考察就足已。

　　（六）根据逃逸行为在定罪量刑中的不同价值，可以将逃逸行为分为作为定罪情节的逃逸行为和作为量刑情节的逃逸行为。

　　所谓作为定罪情节的逃逸，是指逃逸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基本构成的必要要件决定其行为性质的一种情形；所谓作为量刑情节的逃逸，是指逃逸行为在交通肇事罪中不是作为其基本构成的要件，而是影响其刑罚轻重的条件的情形。例如现行《刑法》第133条中段和后段的“逃逸”情节。

　　（七）按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调整规范的规定为标准，将逃逸行为划分为定罪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加重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逃逸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和指使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15]

　　在《刑法》第133条和《解释》中，“逃逸”一词共出现了四次（《解释》第2条第2款第6项没有直接使用“逃逸”一词，而是用“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替代之，其基本涵义一致），四种“逃逸”行为，虽然基本涵义均为“逃跑”之意，都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的主要责任者逃离肇事现场，没有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帮助救护受伤人员，采取防止损失扩大的必要措施，但它们分别针对三档不同的法定刑，分别发挥着不同的定罪量刑作用。因此，有必要将这四种情形的逃逸进行分类比较。

　　三、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性质

　　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刑法理论上认识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是“罪后表现说”，认为交通肇事后又逃跑和受重伤的被害人后来又死亡，这二者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逃逸是交通肇事行为的继续，死亡是重伤后在特殊情况下的必然结果，行为人对被害人可能进一步引起的后果可能有希望或放任之心，但这一心态没有与进一步的行为相联系，也就没有独立意义；或者说，逃逸的实质是行为人在趋利避害的心理作用下，使肇事结果进一步加重的条件；[16]其二是“独立行为说”，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独立的犯罪行为，因此应实行数罪并罚或者按吸收犯处理；[17]其三是“分别情况说”，认为交通肇事犯罪的行为人在犯罪后逃逸并因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如果是在过失支配下进行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在新的放任的故意支配下进行的，就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18]

　　笔者认为，犯罪行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就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而言，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性质既不能离开其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而孤立地进行分析，也不能局限于法条的规定而试图做到个罪包容的圆满解决；既不能只强调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也不能只看重行为人的罪后表现。所以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方面的表现来进行判断。因此，“分别情况说”根据不同案件中行为人的具体罪过心理分别不同情况来认定行为的性质，应当说有一定的科学之处，笔者认同此观点。

　　注释：

　　[1]参见黄清明：《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载《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5月，第29页。

　　[2] 周雪艳：《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研究》，载《刑法问题与争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1辑，第136页。

　　[3]引自《人民警察中等规划教材》，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