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它们虽然可以满足我们对受商业贿赂行为侵害的个体利益进行救济、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罚以及监督、保障政府经济管理权的实施的要求，但是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其对被损害的社会利益的救济是明显极不到位的。因此，必须完善商业贿赂行为的责任形态，以强化其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功能。

　　2、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看现行商业贿赂法律责任形态的缺陷

　　如前所述，商业贿赂行为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单位。其中“个人”又因身份、地位不同而差别很大，既可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可能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既可能是国有单位工作人员也可能是非国有单位工作人员；既可以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也可以是其他单位工作人员；既可能是销售者、服务者也可能是购买者。“单位”也因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不同而有很大差别，既可以是国有单位，也可以是非国有单位；既可以是公司、企业，也可以是其他单位；从经济管理关系上看，既可能是调控主体也可能是受控主体。由此可见，商业贿赂主体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综上所述，主要体现在公私差异、经济能力悬殊。

　　商业贿赂行为主体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即使同一法律责任的承担对于不同类型、层次的主体也会有不同的效果。“由于违法主体不同，其所受经济或财政方面的约束不同，所能够承担的责任及其具体形态，以及权利人所获救济也会不同。”[11]例如，罚金对于资本规模小、效益差的企业可能具有相当的惩戒作用，但对于资本雄厚、效益良好的企业就很难起效。再如，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对于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为一体的私营企业而言，其具有的威慑力可能大大强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私营企业，因为前者企业主通常既是企业的所有人也是企业的经营决策者，如果他的企业出现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自己就很可能受法律追究，因此他相对不敢作出带有不正当竞争色彩的决策，也不允许其他人将企业带向严重的违法状态；而后者，作为所有者就很可能为了经济利益而放任甚至怂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作出违法决策。因为即使东窗事发，他本人也只须负担因企业被罚款而遭受的经济上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又往往很难对企业所有人构成有力的威慑）。又如：同样是政府经济管理人员权力寻租的行为，在过去，由于市场不发达，人员流动受很大限制，一般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就要干一辈子，一旦受过行政处分就意味着一个人人生上的重大污点，甚至会因此丧失前途，因此行政责任具有相当的威慑力。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人员流通的渠道也日益畅通，就算给某人记过甚至开除的行政处分，他还可以转而下海经商作老板，这样行政责任的作用就被削弱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目前商业贿赂的法律责任只限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三种责任形态，相比于其行为主体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而言就显得简单、粗糙、呆板和匮乏。商业贿赂主体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更灵活、更具体和更行之有效的法律责任形态。

　　㈣缺陷补救之理论要求：社会利益救济呼唤经济法本法责任形态的确立和实施

　　现代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是社会法。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经济法调整的法律关系与民法、行政法及刑法之间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成为经济法律责任独立性的理论基础。“除了行政、刑事、民事等几类传统的但都具有经济法特色的制裁外，经济法也采用了适合经济目的的特殊制裁”[12]：“经济法责任具有双重性”，“其可能由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构成”，“所谓本法责任即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所谓他法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在违反经济法的有关规定的同时，也违反了其他法律（主要是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从而亦应承担其他法律规定的责任”[13].可以说，目前司法中商业贿赂的责任形态主要是他法上的责任，而缺乏经济法本法责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