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被害人直接参与影响刑罚和民事赔偿的和解过程，符合现代刑事和解的某些重要特征，具备了刑事和解的雏形。虽然我国刑事立法中尚未确立刑事和解制度，但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案件的实际需要已经有意识地运用，而且为了避免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冲突，对刑事和解取其精要，变通其部分形式，作了有特色的改造，“以解决实现个案中的公正和衡平与保持整个法制的统一性、协调性之间的矛盾” 1，有效地保护了少年的权益。

　　虽然和解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判决结果亦未超出司法裁量权的范围，但是市、省两级检察院对量刑幅度仍然出现分歧。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量刑畸轻”，提出抗诉，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则撤回抗诉。之所以会出现分歧，制度上的根源是因为我国现行刑事司法没有支撑刑事和解的有效规定。认识上的根源则是因为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对刑事和解的运用尚未形成共识。因此探讨刑事和解的理论蕴涵和实践构建，对在刑事司法中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刑事和解的理论蕴涵和实践价值

　　（一）刑事和解的理论蕴涵——全面恢复犯罪损害的社会关系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发生后，在调停人的帮助下，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达成和解协议，以解决刑事纠纷和民事赔偿的程序；对于和解协议，由有权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对加害人予以适当处分的依据。1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能够就犯罪事件直接叙说，发泄对所受伤害的委屈或疑惑，减少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接受加害人的道歉并表示宽恕，得到经济赔偿；加害人能够当面承认过错、对自己给被害人带来的损害进行忏悔，承担赔偿责任；社区能够协调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恢复措施，为加害人复归社会创造条件。2实质上，刑事和解是将犯罪所损害的社会关系全面恢复的纠纷解决机制，其特殊价值突出体现在保障被害人权益、帮助加害人回归社会、恢复社会和谐关系三方面。

　　刑事和解产生的背景是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和刑罚功能理念的演进。传统刑事司法是以被告人为中心构建的，强调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却严重忽视被害人利益的保障。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刑事司法开始在公共利益、被刑事追究者利益与被害人利益三者之间寻求平衡保护。刑事和解的产生就是三者利益平衡保护的结果。另一方面，刑罚功能的理念不断演进，特别是针对少年的刑罚处罚上，主要趋势有：一是刑罚功能上更加注重预防犯罪。预防犯罪，不仅指刑罚所实现的一般预防，而且包括在犯罪发生之前，采取的防止犯罪发生的预防手段。预防对象上，特别关注对少年犯罪的预防，确立了“保护主义优先原则”，采用不同于成年人的刑事处置方式；预防标准上，注重刑罚的个别化；预防手段上，“所有惩罚都是损害，所有惩罚本身都是恶。” 1，因此不再是依赖单一的刑罚手段，而是针对犯罪原因、现状及趋势，综合运用民法的、行政法的方法，对于少年犯侧重运用社区矫正。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犯罪处理模式，弥补了传统刑事司法忽视被害人利益、改造犯罪人效果不理想等缺陷，满足了多元化主体的不同利益需要。

　　（二）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恢复性司法

　　刑事和解的最重要理论基础是恢复性司法。恢复性司法是“对常规犯罪进行刑事司法处理之外所存在的一系列与刑事司法程序构成互利、并相关的犯罪处理方式”，2更广义上说，是一种利益争端解决方式。与传统刑事司法强调对罪犯的惩罚、忽视对被害人、社区利益的保障不同，恢复性司法理论认为犯罪是社区中个人对个人的侵害。犯罪不仅违反了法律，更是对被害人、社区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其次，对犯罪的正确反应不是惩罚，而是恢复犯罪所造成的加害人、被害人和社区之间所受的损害。第三，为了有助于三者关系的恢复，应加强被害人和社区对诉讼过程的参与。第四，犯罪人的责任形式是以实现恢复性结果为目标，目的是帮助犯罪人建立新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重新回归社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