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行贿犯罪践踏正常的法治秩序，影响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贿赂只能导致以权谋私，促使公共管理偏离公共利益，践踏正常的法治秩序。时下，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通过行贿操纵国家工作人员，从而间接地控制国家政权。他们的基本手段是通过行贿使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而国家工作人员一旦收受其贿赂，他们的政治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行贿者是否举报。行贿者往往凭藉这一手来控制国家工作人员，如不服他们的意愿，他们就可能以举报来要挟，从而使这些国家工作人员对他们惟命是从。行贿使不少国家工作人员成为犯罪分子在国家机关的代理人，福建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的主犯赖昌星被称为厦门海关的“第二关长”就是一个例子。

　　5、行贿犯罪严重危害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由于体制转轨过程中制度不完善等各种原因，行贿犯罪表现得比较突出，渗透到了国家、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由于一些行贿犯罪分子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获取一般性的不当利益，而是为了长期、固定地获取某种违法甚至犯罪的利益，如长期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等。许多行贿者为了获贷款或买土地，牟取非法暴利，最终结果是贷款不还，土地廉价，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从司法实践看，那些危害大、影响大的经济犯罪大要案，如南充大都会案、汉源汤福锦案以及发生在凉山的曹葆奇案等，无不与行贿犯罪密切相关，由此而给国家经济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是难以估量的。在某市，一项化粪池的承建权，竞争者无数，而一个体包工头，一次便向环卫处长行贿8万元，当被问及“一项小小的化粪池工程，你为何出手如此大方”时，行贿者一语道破天机：“工程虽小，一年下来挣个百儿万元没问题”。由此可见，当我们的司法机关还在为行贿者所获取的利益是否正当而争论不休时，国家和集体利益已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三、对行贿犯罪为何打击不力

　　行贿与受贿同为犯罪，但在打击力度上还存在着差异。有人大代表质疑：“截流须堵源，受贿犯罪固然可恶，应从严惩处；如果没有人行贿，或者说没有人敢于行贿，世上哪来的受贿呢？那些贪官污吏到哪里去受贿呢？”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的追究是相当宽容的，每年查处大量的贿赂案件中，受贿案远远多于行贿案，行贿者极少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使行贿成为一项高赢利而低风险的非法活动，导致了法律在此方面的教育与约束机制发挥不足，不利于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行贿犯罪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人们痛恨腐败，痛恨受贿这一非法收入现象，但对行贿却往往只看到财物支出这一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行贿者财物支出背后的非法所得，误以为只是有求于人迫不得已，因而人们对行贿也就比较宽容，这就造成了普遍的取证困难。另一方面，一些司法人员认为反腐败主要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行贿犯罪不是反腐败的重点。还有一些人在认识上混淆了主动行贿与被索贿、谋取正当利益与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及一般行贿与严重行贿犯罪之间的界限，对行贿者一概而论地抱有或多或少的同情态度，其结果必然导致放纵了行贿犯罪，也不利于打击、防范和遏制受贿犯罪。

　　2、行贿往往披上“送礼”的合法外衣进行。中国人历来重视“礼尚往来”，这里有传统文化的一面，也有中国人交往的实际需要，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这样一种观念：要办事，就要花钱！难怪有人说“要办点事，不送礼好象不行；事办成，不送点礼也说不过去”。因此，“花钱办事”已逐渐成为人们办事的信条，这就为行贿者提供了社会基础。由于贿赂披上了“礼物”这一漂亮的外衣，掩盖了行贿的犯罪事实，从而蒙蔽了人们对行贿危害的认知。再加上行贿者多是四面出击，广织关系网，受贿者为了自己的罪行不暴露，极力保护他们，从而加大了对行贿犯罪案件侦查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