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主刑、附加刑均衡的把握。

　　刑法对附加刑规定的立法模式有三种类型：第一单处附加刑，第二应当并处附加刑，第三可以并处附加刑。对于附加刑的判处，笔者认为主刑愈重附加刑愈重，主刑愈轻附加刑可以适当的轻一些。比如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可以附加没收全部财产，对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附加刑的处罚可以相应轻一些。

　　3、缓刑的把握。

　　对于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且已落实考察、帮教措施的，一般可以决定适用缓刑。但是被告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得适用缓刑：犯罪造成严重后果或使国家或他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毒品犯罪的再犯；犯罪动机、手段等情节恶劣或者将赃款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前一贯表现不好，受过刑事处罚或多次受行政处罚的；犯罪后认罪态度、悔罪表现不好的；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犯罪涉及的财物属于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项和物资，情节严重的；无法落实考察、帮教措施的。

　　4、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把握。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希望和未来，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和犯罪预防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应认真贯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寓教于审，惩教结合，使其认罪悔罪，重新做人。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时，尽可能多适用非监禁刑，即多判处缓刑或罚金刑，给其创造重新做人的机会。其次，建议法院设立帮教考察法官，负责对起诉到法院的少年被告人案件进行庭前调查，找准教育挽救的“感化点”，为庭审法官提供庭审注意事项和量刑参考意见。同时负责做好判处缓刑的少年被告人的跟踪帮教工作，建立帮教制度和帮教档案，对少年犯进行长期有效的跟踪帮教，促进其彻底改过自新，避免重新犯罪。

　　5、对职务犯罪量刑的把握。

　　第一、不论级别多高，量刑时一视同仁。在全国司法实践中，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量刑往往是“贫富有区别，职级有影响”，一些级别高的“老虎级”贪官甚至享受“法外开恩”的特殊待遇。比如，同样是贪污十万元，按某些地区的“土政策”可能是“不予立案”，而对于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苍蝇级”小贪官来说，则有可能被结结实实地“依法”判上十年。此外贪污贿赂及滥用职权的职务犯罪，其适用缓刑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犯罪。对职务犯罪量刑时“高抬贵手”必然使人民群众认为反腐败是雷声大雨点小、搞“官官相护”，挫伤了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应该一律平等，对职务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做到“量刑平衡”、一视同仁。具体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严把职务犯罪的缓刑关、免处关。在对职务犯罪量刑时，注意防止不适当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的现象，尤其是在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的处理上，严格依法正确适用非监禁刑。在适用缓刑、免刑的时候，慎重对待和准确把握，特别是严格掌握法定减轻处罚的条件。同时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对于犯罪行为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没有退赃的、犯有数罪的等被告人不适用缓刑。另一方面坚决杜绝以罚代刑。职务犯罪的被告人，其家庭一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其亲属往往请求法院对被告人轻判主刑，哪怕多判处一些没收财产刑或者多缴一点罚金。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坚决堵住来自各方面的说情打招呼，严格依法判处刑罚，决不以罚代刑。

　　第二、考虑物价的上涨因素。很少有刑法学家去研究物价和量刑的关系，但作为一名审判第一线的刑事法官就会时刻感受到，量刑标准实际上是动态的。物价的变化是一个大因素，十年前受贿10万元与现在受贿10万元，是不能相比的。在十年前受贿10万元以上，如有自首一般考虑从轻处罚，如果再加上其他退赃、财产刑到位等情节才能考虑减轻处罚；而十年后的现在受贿10万元以上，如果有自首，一般优先考虑减轻处罚，因为现在的10万元，只相当于立法时的6万元左右，而受贿6万元，按照刑法一般对被告人判处6年徒刑左右；当然如果受贿10万元以上的被告人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只能依法判处其十年以上徒刑，以彰显刑罚的惩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