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审判组织之间量刑的失衡。由于独任审判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不同，对同类案件甚至是同一案件，不同的审判主体可能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同一犯罪不同审级、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在量刑上可能不同，同类犯罪则会悬殊更大。有的审判人员喜用严刑重典，有的则多用轻刑，这与审判人员的个性气质及长期形成的判案惯性有关。因为我国多采用的是经验型量刑方法，而不同的人经验则可能完全不同。

　　2、地区之间量刑的失衡。量刑的地区差别主要与经济发达程度有关，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地区，对同一犯罪处罚较落后地区要轻，如同是盗窃1000元，有的地方判1年，有的地方判2年，还有的法院则免予处罚。另外，在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中，社会治安环境差的地区比社会治安好的地区在量刑上要轻。

　　3、时期之间量刑的失衡。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打击犯罪的重点也不同。有的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上升为某个时期的典型犯罪；而有的犯罪则逐渐有所下降。有的行为在某个时期构成犯罪，而在另一个时期则不构成犯罪。在阶段性严打斗争高峰期，为了“突出严打声势”，刑罚往往被普遍加重，量刑失衡现象更加突出；即使非严打时期，对一般案件与准备在公判大会上宣判的案件也轻重各异。

　　4、犯罪主体之间量刑的失衡。这主要体现在涉及被告人较多的团伙犯罪中，主从犯之间的量刑差别幅度该有多大，实践中较难掌握。因此，有的法院在判决时明显畸轻畸重。

　　三、量刑失衡的缘由

　　导致量刑失衡的缘由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立法、司法的因素，有政策的影响，有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可归纳有：

　　（一）刑事立法上

　　在1979年《刑法》制定时就本着“宜粗不粗细”的立法指导思想，造成法律条文简略、弹性幅度太大。新修订的《刑法》虽条文大幅度增加，同时完善了许多具体的量刑情节，但可供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仍然很大，比较抽象、笼统的条文仍不少。在我国没有判例法，司法解释则往往不及时、不具体、不系统，而对个案的量刑涉及从重、加重、从轻、减轻等多个量刑情节时，主次关系如何确定，相互间可否累加、抵销，以及数罪并罚中“最高刑之上，总和刑之下”的幅度如何掌握等，均不能在法律上找到明确的规定。

（二）主观认识上

　　长期以来，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错误的思想观念：

　　1、认为我国刑法对犯罪规定的量刑幅度较大，刑事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就可以了，量刑轻一点重一点无关紧要。由此，法官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一贯只重视对案件的定性，而对量刑工作则重视不够，特别是在处理上诉、申诉案件中对量刑畸轻畸重的方予以改判，而对量刑偏轻偏重的，则大多维持。

　　2、认可量刑的报应应当是社会危害性，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刑罚就应当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刑罚就应当轻。如有的法官在办案时过多地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民愤”等因素，而有的法官考虑较少。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长期重视社会危害性在量刑上的地位，对于其他因素则关注不足。

　　加之我国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审判不依照判例，而依照法律”，法官办案无判例可供对照，对其他的案例也很少参照，只对照法律，难免量刑不均衡。还有个人情感因素、认识能力、法学素养的影响，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相当一部分失轻失重的刑事判决和裁定。这不仅在根本上违背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罪责刑适应的原则，也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对法院裁判的公信力。所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实现个案平衡和刑罚公正，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法官的廉洁自立上

　　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历来是不正之风侵害的重点对象，以钱买法、以权压法等现象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一些案件由于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承办法官认为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帮忙”就不违法，由此导致“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还有的受地方行政的干预，重罪轻判的现象层出不穷，尤其是涉及党政官员的经济犯罪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