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的西周、西方的罗马法时期，即奴隶制的中后期，至19世纪的刑法近代改革，即资本主义的早期，刑罚开始步入以遏制犯罪为理性基础的威慑时代。本文立足于刑罚的基本理性，对刑罚的威慑功能予以一些反思，力图在展示其表征的基础上，揭示其思想基础与认识论上的成因，并剖示其合理性与无理性。
　　一、威慑功能的概念及其特征

　　威慑功能，又称威吓功能，或称恐吓功能，是指一个人因恐惧刑罚制裁而不敢实施犯罪行为。刑罚的威慑功能实际上是恐惧心理作用问题，因而对未来刑罚制裁的恐惧心理构成了威慑的基本机制。刑罚的威慑功能，是指国家制定、裁量和执行刑罚对人们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有如下特征：

　　（一）社会性，即刑罚的威慑功能是刑罚对人们产生的作用。

　　所谓对人们产生的作用，意思是不仅对犯罪人，而且对被害人以及社会上其他人产生的作用。刑罚是对犯罪人适用的，当然会对犯罪人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刑罚不仅直接影响犯罪人，而且对犯罪人以外的人也会发生一定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犯罪人以外的人，首先是社会上的不稳分子或者说潜在的犯罪人，他们在思想上存在犯罪的倾向，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自然会在这些人的思想上产生反映。其次是社会上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奉公守法，痛恨犯罪分子，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也可能在这些人的心理上产生作用，拍手称快之余，同样会产生心灵的震撼。再次是被害人及其家属，他们身受犯罪分子之害，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不能不在他们心理上发生影响，如同弟弟看到哥哥因欺负他而被父母责打也会感到害怕。所以考察刑罚的威慑功能，不能只限于考察刑罚对犯罪分子本身的威慑作用，而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即从对整个社会的作用来考察，才能对刑罚的威慑功能有全面了解，恰当评价。

　　（二）积极性，即刑罚的威慑功能是刑罚对人们产生的积极作用。

　　德国刑法学家耶林（R？von Jhering，1818——1892）曾说：“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的确，刑罚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有的学者甚至指出刑罚的许多消极作用，作为主张废除刑罚的理由，但直到现在世界各国均未废除刑罚，原因就在于它的积极作用是其他手段无法代替的。威慑功能正是刑罚的积极作用之一。而刑罚消极作用的产生，一在于刑罚本身，其中就包括威慑力的有限性等；一在于用刑不当，过重会伤及“无辜”，过轻会放纵罪犯。这些在本文中不进一步研究。所谓刑罚的威慑功能，仅指刑罚产生的积极作用，即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有利作用。这不仅因为“功能‘一词的含义是”有利的作用“，而且因为这便于研究更好地发挥刑罚应有的威慑效能。

　　（三）可能性，即刑罚的威慑功能是刑罚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

　　这意味着刑罚在客观上具有产生相应积极作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刑罚本身有其存在的根据，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如果客观上根本不可能产生积极作用，自然谈不上刑罚的威慑功能。可能性和现实性在哲学上是一对范畴，我们说刑罚的威慑功能是刑罚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而没有强调现实产生即已产生的积极作用，因为现实性是实现了的可能性，已经产生的作用，自然包含在可能性之中；其次，有时由于某种原因，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并未转化为现实，如有的犯罪分子经过服刑并未得到改造，出狱后继续进行犯罪，但这并不能因而否定刑罚的威慑功能，因为实践证明这种可能性在大多数服刑人身上都变成了现实性。用“可能产生”可以将功能与实际产生的效果区别开来，不致由于某种原因未产生积极效果而否定刑罚威慑功能的存在。需要指出：可能性是包含着现实性的，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转化为现实性，那就谈不上可能性，因而也就不会是刑罚的威慑功能。

　　（四）具体性，即刑罚的威慑功能是制定、裁量、执行刑罚可能产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