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偏重的刑罚与该罪的社会危害性不相称，与轻刑化的价值取向相悖

　　笔者认为，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刑罚偏重与该罪的社会危害性不相称，并非淡化该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可否认，该罪客观上滋生了卖淫、嫖娼的泛滥，危害了社会治安秩序。但当轻刑化的价值取向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刑事立法所普遍采用时，我们应对该罪有个理性的认识。笔者从以下3个方面加以考量：

　　1、从《刑法》第359条的立法背景看。1991年，全国人大在卖淫、嫖娼沉渣泛起，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对此，笔者无可厚非。但《决定》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出的，它的制定可能存在某种打击的需要。而《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只有建立在理性的立法基础上才能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在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修改时，引用《决定》第3条主刑而没有借鉴《决定》中“情节较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维持了79《刑法》对介绍、容留卖淫罪基本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刑的规定，但对同样是多发性的、社会危害性大的盗窃罪的修改却体现了轻刑化的思想。79《刑法》盗窃罪和该罪一般情节的基本犯都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法》修改后，盗窃罪一般情节的基本犯法定刑改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仅提高了数额较大、巨大等标准，还将死刑的适用范围限定在“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有理由说对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的修改贯穿着重刑主义的思想，存在着情绪化立法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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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法定刑比较看。与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侵害客体相同的寻衅滋事罪法定最高刑为5年，而该罪最高刑为15年，按照《刑法》第359条和《解答》的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1次所判的刑罚相当于寻衅滋事罪中在公共场所无故殴打3人或致1人轻伤所判的刑罚，而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后者。我们再将该罪的法定刑与其他几个罪法定刑列表作一比较：

　　从上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刑罚明显偏重。根据学者从罪刑均衡角度研究，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罪刑等级均衡偏重⑸，也印证了笔者的观点。

　　3、从司法现状看。近年来，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犯罪已从城市向城镇再向乡村蔓延。据笔者调查，除了少数以浴城、发廊、旅店等为场所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牟取暴利外，从事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城镇下岗工人和农民占半数以上，他们或为生活所迫，或出于对法律的无知，他们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1次，获取非法所得多则几十元少则几元，他们的犯罪手段、犯罪动机、犯罪情节一般比较简单，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明显小于故意杀人、抢劫、强奸、重大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和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而且该罪的产生原因十分复杂，正如刘家琛同志所言： “在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急剧转型，利益大幅调整，观念文化多元，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也急剧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犯罪的增长具有必然性，从某中意思上讲是不可避免的现象”⑹。卖淫、嫖娼现象的泛滥，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犯罪的频发，不仅反映人们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更多的体现了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已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实践证明，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光靠严打重罚难已取得成效，必须实行综合治理。近年来，不再将该罪作为“严打”的范围是理性的抉择，人为的将该罪作为重罪加以重罚，脱离了我国的现状，也与轻刑化的国际刑罚主流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