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了这点，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的一些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在减刑假释工作的弊端中，其因果关系的逻辑结构表现如下：由于人民法院没有制定自己的标准，确定减刑假释的具体规则，所以只能根据监管部门的标准来确定是否准予减刑假释，其工作任务变成只看看材料的真假，工作变得极为简单，没有必要设立单独的工作机构，也没有必要配备业务能力强的高素质人员；由于工作上没有什么作为，所以人民法院同样也制定不出监督和责任追究的管理制度，这样的工作自然也就得不到领导的重视，除了案件的数量能够说明工作量很大外，总结不出任何其它业绩；同时由于监管部门对自身工作的改进，他们对自己制定的标准有着比较严格的把关，并且还有检察院的监督，所以报送的减刑假释案件材料，每份都是符合监管部门标准的，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减刑假释时，又以他们的标准为标准，自然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自主发言权，最后只能“照批无误”，只做形式的审查；由于只作形式上的审查，特别是减刑工作更加突出，其审理程序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程序用不着规范，服刑人员作为当事人是否参与都无所谓。

　　可见，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受人指责的弊端皆源于此，不认识到减刑假释工作弊端的深层次原因，无论减刑假释权分配给谁，这些弊端都无法避免；不从深层次原因入手破除这些弊端，任何改革都只是隔靴搔痒，无法取得成功。
三、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中的必要性

　　既然人民法院没有制定自己的减刑假释规则，完全按照监管部门的标准办理减刑假释案件，那么减刑假释是否还需要人民法院审裁？

　　人民法院之所以无法制定减刑假释的具体规则，是因为制定这些规则的难度很大。因为减刑假释案件具有一定“个性”的，很难制定出普遍适应的规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制定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减刑假释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定过于简单粗糙，过于原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实践中，什么是“立功表现”还好把握，但如何把握“确有悔改表现”难度就大了。由于立功表现的并不多，绝大多数在押犯减刑的依据都是“确有悔改表现”，如何理解“确有悔改表现”又显得至关重要。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了审查“确有悔改表现”的四个标准，“‘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由于“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在实践中很难量化成为客观的内容；而“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实践容易量化，同时监管部门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自然厚此薄彼，大多监管部门都将“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作为减刑的主要依据。监管部门确立的这套减刑假释标准，实践已经证明并不怎么成功（对此学者的论述甚多，笔者在此不再多述），限制了减刑假释制度在构成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

　　从《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减刑的四个标准来看，“认罪服法”排在最前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 在四个标准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应该是最小的。但是监管部门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在实践中将“劳动”标准作为最主要、最重的减刑依据，将四个标准的作用地位完全倒过来。实践中，那些老弱病残的服刑人员由于客观的身体条件，劳动分数少，就很难获得减刑假释。作为监管部门确立这样的标准，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我们无法强求哪个部门、哪个人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但立法者在制度的设计上，必须还要设立一个机关站在超脱的地位，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评议，做到公平、公正。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学者虽然主张撤销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权，但在人民法院撤离减刑假释工作之后，他们异口同声地主张要设立一个减刑假释委员会，来替代人民法院的工作。但无论这个委员会怎样组建，怎样设置，他们都不如人民法院有优势，没有谁比人民法院更能胜任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