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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加入WTO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需要。WTO法是有拘束力的国际法体系，因此中国“入世”后应建立与WTO法相适应的法律保障机制。 本文着重分析中国“入世”后、现行宪法体制下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以及该体制对于我国经济利益的安全与保障可能带来的不利，提出了在WTO法约束下我国法律保障机制的构设。
「关键词」WTO法、法律保障机制、国际法、域内法
已有135个成员的WTO需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亦需要WTO. （注：1999年5月21日，爱沙尼亚共和国成为WTO第135个成员， 资料来源：WTO／Rress Release（www.wto.org／21 May 1999）。有关WTO 的研究，可参阅汪尧田、周汉民主编：《世界贸易组织总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曾令良：《世界贸易组织法》，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年；John H. 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2nd edi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Economic Law（Editor —in —Chief， John H. Jackson ）， OxfordUniversity Press，这是1998年由Jackson教授创办的第一本以研究WTO为主的英文版季刊，其中1999 年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入世的论文：Applying GATT to Marketing Economeies： The Dilemma of WTOAccession and Reform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s），By David M.Blumental，值得一读。）在新世纪前夕，中国能否加入WTO（“入世”），令人关注。本文以此为背景， 试图从国际法与国内法之关系这一视角，探讨在WTO的制度框架内， 我国应有的法律保障机制。
本文所谓“法律保障机制”（注：这不是GATT第19条所谓“保障条款”，即针对某些产品的进口所采取的紧急措施。），是指在WTO 法的约束下，其成员如何调整国际法与其域内法的关系，以便尽可能在与WTO法不抵触的前提下，保障本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及其国民权益的法律运行机制，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
“WTO法”是指自1995年1月1 日起生效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WTO协议）及其附件， 即《包括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成果的最后协定》，又称为“一揽子协议”。（注：有关“一揽子协议”的中英文本，可参阅《世界贸易组织WTO 汉英对照：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成果》（总编审／汪尧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这套“游戏规则”犹如一把锋利的双刃尖刀。如何运用，关系到其成员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贸易“战场”上的利益得失。如中国入世，必须运用其规则，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依据WTO法，保护本国经济利益。
“域内法”是指在WTO成员（包括国家、经济共同体、 单独关税区）的关税区域内法律。基于欧共体、中国主权之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即将回归的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特殊情况，因此，WTO 法与其成员域内法之间关系，不完全等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但是，为了论述便利，并虑及WTO内的一般情况， 本文将根据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般原理，分析WTO法与其成员域内法的关系。
一、WTO法与成员域内法的关系
“国际法是对国家在它们彼此往来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的总和。”（注：[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一卷第一分册，第3页。）WTO法是符合这一定义的国际法，因为这一法律体系是对作为国家、国家联盟（如欧共体）或单独关税区的成员，在它们彼此国际贸易往来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的总和。
众所周知，WTO法是从GATT演变而来， 业已成为包括一系列多边贸易协议以及与贸易有关的协议在内的、庞大而又复杂的国际法体系。该体系的基本法是WTO协议。该协议第二条规定：“1.WTO应该为其成员之间，与本协议附件所含诸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有关的贸易关系之进行，提供普遍的体制性框架。2.附件1、2、3 （以下简称为”多边贸易协议“）所含诸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对所有成员均具有拘束力。”（注：WTO协议，参阅同上注3，由于没有正式的中文本，本文根据英文本翻译。以下凡引WTO协议及其附件，注略。 ）这清楚地表明，在WTO的体系框架内， 多边贸易协议是对所有成员具有拘束力的国际法。
多边贸易协议包括：附件1甲－货物贸易多边协议，其中含1994 年GATT（由1947年GATT、WTO协议生效之前根据1947年GATT 实施的一系列法律文件和1994年GATT马拉喀什协议书构成），附件1 乙—《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及其附件，附件1丙－《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附件2－《关于指导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附件3－《贸易政策评审机制》（TPRM）。上述“一揽子协议”不仅覆盖传统国际货物贸易中各方面的政府管制法，而且涉及了日新月异的国际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可谓国际法历史上最庞大、最复杂的体系之一。
根据WTO协议的明文规定，以上述多边贸易协议为核心的WTO法是对所有成员具有拘束力的国际法。这一法律性质要求各成员的域内法必须符合WTO法确定的各项原则和规则。WTO运用贸易争端解决和贸易政策评审两大机制，尤其是前者，个案处理有关成员的域内法与WTO 法之间的抵触，以保障WTO法的实施，调整成员间国际贸易往来关系， 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和有序发展。
具有准司法性质的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WTO体系的“基石”之一，并且在WTO运行后的四年多期间，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中国古训曰：“徒法不能自行”。WTO法对于成员的拘束力， 特别是对于成员消除其域内法与WTO法的可能抵触所具有拘束力，一点也离不开WTO争端解决机制。
比如，WTO协议生效之后第一起经WTO争端解决局（DSB ）合议庭（即专家小组）和上诉局受理的争端解决案-“美国精制与常规汽油标准案”（注：United States— 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WT／DS2／ AB ／ R， 29 April 1996.）。1996年4月29日，上诉局认定：美国国内法-1990年《联邦净化空气法》的实施条例《联邦条例汇编》标题40第80篇，即“精制与常规汽油标准”（简称为“汽油规则”），与国际法-WTO法的核心制度之一，GATT第3条第4款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相抵触，并且，不符合GATT第20条的“字面”（“chapeau”）要求，因而不能根据GATT第20条证明为正当。出于战略考虑，美国不仅承认其国内法的制定及其实施违背了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而且带头在约定的期限内根据DSB的建议， 修订了国内汽油规则。
又如，紧接着上述案件，于1996年10月4 日解决的“日本酒精类饮料税法案”（注：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WT／DS11／AB／R，4October 1996.）。DSB上诉局认定：日本根据其1953年制定的，后经修订的《酒类税法》，对从欧共体、加拿大和美国进口至日本的酒类产品所征的国内税，高于对日本国内产的同类酒所征的税，因而违背了日本根据GATT第3条第2款规定的国民待遇规则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于是，日本按照DSB的建议，在约定的1998年2月1 日之前修改了有关国内税法。
再如，1997年9月25日，DSB采纳了合议庭与上诉局关于“欧共体香蕉进口、销售与配售制度案”的审理报告（注：European Communities—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WT／DS27／AB／R，6May 1999.），认定欧共体的有关法律制度与其根据1994年GATT、GATS和《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应履行的国际法义务相抵触。同年12月23日，由WTO总干事任命的仲裁员确定在1999年1月1日之前，欧共体必须修订其香蕉贸易制度。1998年6月20日， 欧共体理事会修改了有关条例，然后，欧共体委员会于同年10月28日制定了实施细则。但是，美国、厄瓜多尔等北美和南美国家向DSB 提出：修改后的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仍然与WTO法存在冲突。于是，欧共体不得不再次修改，并在同年11月25日宣布了第二次修订的有关条例与细则。美国等还是认为有冲突。无奈之下，欧共体于同年12月15日要求DSB 裁定其修改后的香蕉贸易制度究竟是否与WTO法相冲突；美国等则要求原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再次复审。1999年1月12日，DSB决定依据DSU第21条第5款，由原审合议庭复审。两天后，美国根据DSU第22条第2款，要求DSB 授权中止美国对欧共体的关税减让，总额为5.2亿美元；欧共体则要求DSB裁定中止关税减让的水平。1999年4月19日，DSB最后裁定总额1.914亿美元，了结此案。这是WTO根据WTO法，第一次授权其成员采取中止部分关税减让，以实施DSB的建议。这充分体现了WTO法的强拘束力。
迄今，WTO成员向DSB提出协商解决的各类争端案已达170余起， 其中，由DSB通过合议庭和上诉局解决的有20余起。（注：截至1999年6月4日，WTO的DSB共受理要求磋商的争端解决案为175件，经DSB的合议庭和上诉局审理结案的为22件。资料来源：WTO／Overview of Disputes（www.wto.org／21 June，1999）。）值得高度重视的是，DSB作出的有关要求修改有关成员域内法的建议均得到了实施。虽然，现行WTO 体系内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强权因素，但是，这一国际法体系至少在法律程序上以规则为导向，即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较为平等地使各成员，不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服从于DSB的准司法裁决；凡是必须修改其国内法的，有关成员都得照办，以确立WTO法与成员域内法的关系，即原则上， 不允许后者与前者抵触。
二、我国的法律保障机制现状与缺陷
实践证明，WTO各成员的域内法或多或少地存在与WTO法的抵触。因此，一旦中国入世，马上会面临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利用WTO 法，通过多边的争端解决机制，要求其他成员修改域内法，消除对中国出口贸易不利的制度性因素；同时，建立自己的法律保障机制，尽可能地保护本国国家及国民的经济利益。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患”。在筹划中国入世之时， 不能不考虑具有进攻与防御“两面刃”作用的WTO法，对人对己的强拘束力。未雨绸缪，建立或完善有关国内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不失为中国入世的理性思考之一。
1.法律保障机制的首要方面：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宪法体制
在现代法治国家，宪法是一国主权之下的母法，为该国所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及其结果之根本依据。“主权的概念是在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在国内高于一切的情况下介绍到政治理论中并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主权主要是国内宪法权力和权威的问题，这种权力和权威被认为是国内最高的，原始的权力，具有国家内的排他性职权。”（注：[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一卷第一分册，第94页。）在国际法上，国家主权主要指一国政治独立，即“独立地处理国内外一切事务的能力”（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66页。）。国际法是一定的主权国家所承认，对其彼此关系有拘束力的法律规则。在行使国家主权，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方面，一国宪法具有至关宏旨，统辖全局的作用。
我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虽然包括了我国缔结或加入条约或协定的宪法程序，但是，对于生效的条约或协定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未作规定，而且，此后历次宪法修正案亦未涉及。一旦我国加入WTO，以多边贸易协议为核心的WTO法必将引发与相关国内法的一系列复杂关系，以及经常性的可能抵触。届时，缺乏以宪法为基础的，较为严密的法律保障机制，势必使我国在处理国内法与WTO法之间关系时陷入被动。
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四）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第八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权包括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的职权包括：“（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这三条相互联系的条款是指和平时期，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常设机构、国家元首和最高行政机关在有关国际法方面的分工合作。就宪法程序而言，首先是国务院有权缔结国际条约和协定，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和废除国际条约和重要协定；最后由国家主席根据决定，予以批准和废除。其中，有些问题尚存疑惑。比如，“协定”与“重要协定”有什么具体区别？是否可以推论，凡是实际上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的协定，均为“非重要”的协定？假如这一推论成立，那么许多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程序，由国务院及其部委对外签署的国际协定，均为“非重要”协定。比如，1995年3月11日， 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以换函（即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与美国贸易代表的换函）形式，确认了双方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谅解。这实质上是继1992年中美《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之后，经过长达20个月的九轮磋商方才达成的又一重要的双边知识产权协定（包括附件）。该协定不仅涉及中美两国贸易关系及其知识产权保护，而且明显地影响两国政治关系。（注：关于中美知识产权协议的情况，可参阅张乃根：《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8—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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