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及其局限

　　民法是以调整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为己任的，它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强调意思自治，排斥国家权力的纵向干预，在民事责任上以补偿为主要原则。它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颁布，使民法进入一个辉煌时期，这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当时，法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客观上排斥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及参与，而民法恰是一个以平等、自愿、等价、有偿为原则的法律体系，它正适应了资产阶级“管得越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样一种要求。这一阶段民法是调整经济关系最主要的法律。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资本家凭借其自身对资源的垄断而排斥自由竞争。由此，民法所确立的一系列平等、自愿等原则受到极大的冲击。就本质而言，民法由于自身局限，不可能解答因政府基于公平考虑而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适度调控，以及组织管理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带来的问题。如依民法合同自由原则，只要合同订立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则国家不加干涉。但在大工业条件下，合同完全自由绝对不可能体现出法所要达到的公平、正义。就经营者与消费者形成的消费关系而言，经营者因其专门从事某一商品的生产及销售，积累了许多该商品质量方面的专业知识，且因现代社会的极其复杂性，消费者不可能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全知全能，即使成为某一方面专家，当与经营者达成购买商品协议时，虽该商品达不到一般质量要求，该消费者不一定能够发现。按民法理论，该合同却能依法成立并得到履行。这样，虽然经营者的行为不公平，却合乎民法规范，可见民法对该行为已无能为力。因此，国家基于公平、正义的考虑，为了保护消费者作为“弱者一方”的应有权益，通过立法制定一系列强制性经济法律法规，强令经营者遵守，且不得以合同加以排除，从而起到衡平经营者与消费者利益的目的。

　　二、行政法调整模式及局限

　　马克思为了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而引起的剥削制度的非人道性，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其中一条是由政府按社会需求有计划的组织生产。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按这一模式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依靠行政命令组织生产。虽然该体制能集中国力进行建设，开始阶段确实显示了良好的经济效果，但由于在计划体制下，计划主体是国家，企业家无经济决策权，而国家计划因少数人认识的局限性与经济生活的无限复杂性，难以切实可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行政权力包办经济领域一切的行为日益表现出不合理性。在我国，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出现政企不分，企业生产由政府统一计划，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企业财务由政府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等同于被动执行政府指令下的机器。无产、供、销和人、财、物的经济自主权，实质是否认企业有物质利益权，否认企业主观能动性，企业的领导由政府任命，对政府负责，而不向企业负责，企业管理没有良好的监督程序，造成国企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不高。虽有的国企因领导班子得力仍有较好经济效益，而更多的国企因产销脱节，产品不能实现价值，终至靠举债度日。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困境反映了依靠行政权力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

　　三、经济法调整对象研究

　　前述纯民法或行政法调整经济关系已被证明不可取，但完全否认民法与行政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也是不可取的。我国学者通过十几年的探索，已就经济法作为一独立的法律部门大体达成共识，但对调整对象却素有争议，难以统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类：

　　纵横经济法统一调整论。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即调整一定范围内的纵向的经济关系，即以隶属为特征的垂直经济关系，也调整一定性质的横向经济关系，即以协作为特征的横向经济关系。这种观点源于前苏联的拉普捷夫的“现代经济法学派”，它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法学界对经济法的主要看法。计划体制下万能政府的观点是该理论的客观基础。事实上，该理论否定了民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或把民法吸收到经济法中。毫无疑问，经济法包括纵向的经济关系，但是否也包括横向的经济关系呢？拙见以为，在经济关系中的横向经济关系，民法已能调整的经济合同关系，应由民法调整，应坚持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减少国家行政权力的纵向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