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理论的“有效发展”，是指经济法理论在全面、协调、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所实现的有效率、有增益的发展。只有“有效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法理论的持续开发与拓展，全面推进经济法理论的发现与展开，使经济法理论日益走向成熟和发达。

    要实现经济法理论的“有效发展”，就必须有效解决在实践中存在的影响“有效发展”的各类问题。为此，应当比照“有效发展”的基本要求，探讨推进“有效发展”应予关注的重要问题及其外部效应，从而说明“有效发展”的重要价值。

    一、“有效发展”的基本要求

    根据上述对“有效发展”的界定，“有效发展”首先应当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均衡发展，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强调发展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但上述要求在实践中却并未得到充分满足，影响“有效发展”的现实问题仍旧屡见不鲜。为此，有必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1.       发展不等于简单增长

    由于经济法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治理所不可或缺，因而其研究者可谓“为学者日盛”。随着人们研究水平的提升，研究成果也与日俱增，蔚为大观，颇有繁荣气象。但由于研究者“人多手杂”，因而在“高山流水”、空谷足音之外，也不乏盲目重复的拾慧之作，学术资源严重浪费、学术积累或学术推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2]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的发展，不仅需要量的提高，更需要质的飞跃。只有研究队伍整体进步，产出更多高质量的成果，而不只是简单的量的增长，才能更好地推进经济法理论的发展。

    2.       发展需要“适度创新”

    经济法理论的发展，离不开理论创新。而要创新，就必须开辟新领地，提出新思想，实现新超越。但目前主要存在两类问题，一类是创新不足，一类是“创新过度”。

    创新不足是许多学科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原因甚多。例如，对于他人研究成果茫然不知，对于已有共识尚未把握，想一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然易导致 “盲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又如，虽然有人注意向他人学习（特别是向海外学习），但往往热衷于囫囵吞枣地引进一些舶来品，一味地贯彻“拿来主义”，而没有消化吸收，没有基本的排异反应，没有有机化合。如果这些问题发生于经济法研究领域，就可能产生无视“内外有别”而强行套用、粘贴的情况，从而难以形成对现实问题有较强解释力的经济法理论。

    另外，“创新过度”也很值得注意。其实，“创新过度”不是真正的创新。例如，倾注大量精力去纠缠于学术价值不大的问题，并刻意“标新立异”，但提出的观点却与他人并无实质差别；对于学界在基本概念等方面已达成的共识，喜欢漫无边际地“通批空论”，并自诩为新观点，以此来“推陈出新”，等等。此外，还有的观点过于“超时空”，可能对特定的时空、主体无法适用，等等。“过度创新”类似于过度竞争。“过犹不及”不仅会产生局部效率等方面的损失，而且在整体上会影响整体利益或整体福利。因此，必须强调“适度创新”，这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也是一致的。[3]

    3.      发展要总体均衡

    理论发展必须总体均衡。单独的某类理论的发展，会受到其他理论发展状况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总体上的均衡发展非常重要。

    依据总体均衡发展的要求，经济法理论中的各个部类，无论是总论还是分论，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部门法理论，无论是本体论、价值论还是规范论、运行论，无论是实体法理论还是程序法理论，等等，都应当均衡发展，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密切关联、相得益彰的。但在现实的研究中，对于这种内在的关联往往重视不够，致使总论的研究缺少部门法研究的支持，而部门法理论的研究则缺少总论研究的指导。因此，必须有效解决各类理论相对割裂、画地为牢的问题，揭示其内在联系，尤其应注意从具体的部门法理论中提炼总论，并用总论去指导部门法理论的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促进各类经济法理论的良性互动和均衡发展。

    4. 发展要相互协调

    与上述的总体均衡直接相关，理论的发展还必须相互协调。由于经济法理论体系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存在有机联系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必须协调共处，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体系，降低由于冲突而带来的成本，因此，各类理论的发展都应当协调互补。

    经济法理论发动于剧烈的社会变迁的时代，其内部的自足性、协调性都较欠缺，有时与其他理论也存在着外部冲突和矛盾，这在中国经济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虽然经济法理论的园地应当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但每一种可以称得上“理论”的经济法理论，都至少应当内在自足，自圆其说。

    此外，经济法理论作为一个系统，不仅涉及内部的协调，而且同时也涉及经济法理论与其他理论体系之间的协调。为此，应当避免盲目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保持独立的经济法建筑风格的同时，还要注意同其他理论大厦的相对协调，从而实现有效的交流互通。

    5. 发展应切实有效

    理论的“有效发展”，不是单纯的扩张，而是必须切实有效。只有具备效率性和效益性的发展，才是良性发展、“有效发展”，也才能实现持续发展。

    从效率性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理论发展，不应只是“外延式”的，而更应是“内涵式”的，同样须注意学术资源的节约，强调基本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力求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因此，在理论发展方面，也必须有“效率现”或“效益观”。哪些问题应该研究，哪些是值得研究的“真问题”，哪些是学界不应投入资源的问题，等等，都需要作出区分。这对于经济法理论的发展非常有意义。

    经济法理论的“有效发展”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形成两类效益，即内在效益和外在效益。其中，内在效益体现为对经济法自身或者经济法内部各类相关的部门法学发展的有益促进；外在效益则体现为对其他相关的理论特别是对相关的法学分支学科产生的有益影响，以及对整体的法制实践（而不只是经济法自身的法制实践）产生的推进作用。此在后面还将谈到。

    上述几个方面的发展要求，以及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表明：经济法的发展，需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有效发展”，形成持续的良性发展态势。事实上，上述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同“有效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对经济法理论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推进“有效发展”应关注的重要问题

    要推进经济法理论的“有效发展”，就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影响“有效发展”的各类问题。这些问题与经济法理论的发展现直接相关，有的就是在不良发展观影响下产生的相关问题。在推进“有效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对上述问题要分门别类地“各个击破”以外，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类重要问题：

    1.找法与用法

    找法与用法对推进经济法理论的“有效发展”非常重要。这里的“法”有多重含义，既可以指世俗活意义上的法律规范或一般规则，也可以指连接主观与客观的研究方法，还可以指自然法意义上的相关规律。

    首先，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关的法，是具体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一般规则。由于在典型性立法方面，新兴的经济法相对不足，因而可能会令人感到制度资源（特别是外国的立法资源）亦相对欠缺。但事实上，在对法作广义理解的情况下，经济法的制度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存在实质上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制度，因此，尽管在立法名称、立法级次等方面未必一致，但相关的、基本的规范都是存在的，无论是在宪法层面还是在普通法律层面，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制度资源。与此同时，我国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在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已经形成了多类型、多层次的经济法制度、规范、规则，其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大量问题，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事实上，找法和用法，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一致的。因此，有效地找法和用法，有助于推动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有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