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司法机关对债权出资的态度

　　我国司法机关对债权出资持谨慎而宽容、开放的态度，并没有随着公司立法而亦步亦趋，体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关于司法机关对债权出资所持的态度，我们大体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文件对此问题的规定及其司法精神，主要见诸于《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企业的开办单位所划拨的债权能否作为该企业注册资金的请示答复》等文件；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对投资人以债权出资的具体裁判意见。

　　1、肯定划拨的债权所形成的资本金可作为企业注册资金

　　最高人民法院对债权出资问题是相当谨慎的，其在答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仙桃市国债办事处的开办单位仙桃市财政局所划拨的债权1072万元能否作为该企业注册资金的请示前，首先征求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仙桃市财政局于1992年将其享有的债权划拨给仙桃市国债办事处作为资金使用，双方已经办理合法有效债权转移手续，后者已经享有该债权，并办理了国有资产审定手续……截止1998年10月16日，仙桃国债办已经全部实现上述债权。因此，仙桃市财政局划拨给仙桃国债办的债权，已经形成为该办事处的资本金，可以

作为该办事处后来注册成立企业法人时的一部分注册资金予以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作此答复，主要是考虑到：仙桃国债办已经实际享有1072万元债权，该债权已经形成为仙桃国债办的资本金，该债权形成的资本金已经进行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包括该债权形成的资本金在内的1080万元注册资金已经进行了工商登记，该债权形成的资本金作为注册资金来源合法。仙桃国债办实质是以接收开办单位所划拨的债权并经运作经营后形成的资本金作为注册资金，申请成立后来的企业法人的，而不是仙桃市财政局以划拨债权的形式直接作为注册资金申请成立企业法人。 也即说，仙桃市国债办注册资金案存在其特殊性，实属于以债权出资的特例，不属一般债权出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的针对该案请示的答复对普通债权出资并不具有普适性。

　　2、确认债权转股权效力，放宽了出资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对国有企业实行债权转股权持充分肯定态度，认为“这既是促进企业扭亏脱困和调整结构的重要手段，也是减少银行不良债权的重要措施。”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就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债权转股权纠纷”，并将它列为一典型案由。当然在认识上，最高人民法院意识到债权转股权与一般出资行为有所区别，因而将“出资纠纷”、“债权转股权纠纷”作为不同案由加以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企业改制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债权人与债务人自愿达成债权转股权协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应当确认债权转股权协议有效；政策性债权转股权，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处理。 此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债权转股权的效力，在该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不但确认了执法机关对国有企业实施的政策性债转股的法律效力，而且第一次直接对非政策性企业债转股的效力作了明确规定。学者认为，尽管该规定是针对有关企业改制的民事纠纷案件而言，但其关于企业债权转股权行为效力的确认原则及精神对于其他类似案件应当参照适用。 虽然非政策性企业债转股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存在一定冲突， 但其进步意义是不容否认。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规定：“出资人或者发起人以股权、债券等能够确定其价值并具有流通性的财产出资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其符合公司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从该征求意见稿看，其虽没有直接明确债权出资的效力，但其司法精神有二：其一，规定股权、债券等财产可作出资，采取的是包容性、概括性的立法技术，放宽、拓展公司出资的意旨非常明确；其二，人民法院对可作出资的财产的判断标准，系采取“能够确定其价值并具有流通性”。而债权在确定其价值和流通性均不成问题，故笔者认为该规定精神并没有排斥债权出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