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现行公司法确立的资本与出资制度已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重构公司出资制度。股东能否用《公司法》第24条没有列举的其他类型财产或权利出资呢？从法条本身则无从寻得答案，可说法无明文。但现实生活超出《公司法》第24条规定范围的出资现象又比比皆是，在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过程中，以债作股已为相当普遍而又为政府和学界所倡导的做法，显然，债权是允许作为现物出资的标的物的。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第24条并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出资形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断创造着新的出资方式，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公司法立法原则，如债权出资和“隆平高科”中的姓名权出资即其典型事例。尽管在法律上对这些出资的效力还未有定论，但它们的客观存在以及为人们普遍接受是没有疑义的。如一概以《公司法》明定的五种出资方式为断论，排斥其他权利或资产作为出资方式显然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学者认为，现行公司法在资本信用制之下，公司股东的出资形式制度已被完全扭曲和变形，不得不屈从所谓债权人保护的要求，而完全忽略了对投资资源全面、充分的利用，牺牲了投资者的自身投资优势和公司的实际需要。很明显，资本信用已经成为中国公司法发展的枷锁，公司法制度创新的桎梏。面对法定资本制的过度要求和出资方式的不当限制，建议实现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转变，重构中国公司制度。以资产信用取代了资本信用，法律对股东出资形式的硬性限制也就可以放宽、直至彻底解除了。既然资本不再担负债权担保的使命，股东的出资也就不再必须具有债务清偿的功能，凡具有经营功能的资源和要素都可以作为股东的出资，唯一的条件只是股东的认可和同意。由此，股权、债权、劳务、信用等均可成为出资标的，公司法的立法原则将从完全的出资法定主义走向出资自由主义或法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适当结合。

　　3、协调我国公司出资尤其是债转股方面立法与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和政策的法律冲突。如上所述，国务院在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制定了相关条例和大量政策性文件，对国有企业实施“政策性债权转股权”，实际已经突破了公司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则“更上一层楼”，不但确认了对国有企业实施的政策性债转股的法律效力，而且将其效力扩展到非政策性企业债转股；并且正在制定的公司法司法解释，放宽公司出资限制的意旨更是加强，对股东出资实系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总而言之，不但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债权出资或债转股的政策价值取向与现行公司法立法旨趣相异，而且具体的规定亦与现行法律直接存在冲突。在此情况下，要么抛弃目前债权出资或债转股的政策，要么及时修订《公司法》出资规定。事实上，无论国有企业抑或普通企业，债权转股权均已在全国范围声势浩大地铺开，而包括一般性债权出资在内的出资形式多样化已成燎原之势。故要放弃目前债权出资或债转股的政策，再回到《公司法》第24条出资法定主义，已殊不可能。所以及时修订公司立法，是协调和解决目前出资立法与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和政策相冲突的理性选择。

　　4、从世界各国立法、判例与学说看，放宽股东出资限制，允许债权出资已成为现代公司法发展的趋势。我国公司法本来就是从国外引进，现在世界各国都放宽了股东之出资种类或形式的限制，允许债权出资已成大势所趋。因此，在股东出资问题上，我国公司法实无必要抱残守缺，再固守资本信用原则和出资形式法定主义，理应顺应公司法发展的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修订公司立法，减少国家强制和干预的范围，放宽出资形式之限制，允许股东或发起人以债权出资，给当事人留下更大的意思自治和选择权。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资形式已呈现多样化，早已突破了现行公司法五种法定出资的禁锢，并且债权出资已为国家政策与司法解释所认可，故对禁止债权出资的公司立法有必要予以检讨，建议尽快修订现行《公司法》，放宽股东出资限制，允许债权出资，重构我国开放性的出资制度，以适应公司法发展之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