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证据的发展历史中，口供一直是一种最古老的证据，历来受到重视，封建统治者认为“罪以供定，犯供最关紧要”，这一观点奉行口供至上，必然导致刑讯逼供。新中国成立以后，封建余阴仍然影响我们，刑讯逼供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些执法人员仍然过度的迷信口供，忽视对其他证据的收集，至今为止，口供至上仍是发生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如何正确认定被告人的口供的证明力，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关系到司法公正，意义重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的深入，法制的逐步完善，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保护越来越得到重视。 1997年新的刑诉法出台，修改后的庭审方式、无罪推定原则等无不更大的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来考虑，而在无法排除侦查过程中存在逼供、诱供的可能时，过分依赖口供，特别是过分依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将使追诉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甚至造成冤假错案。正是已经深刻认识到“唯口供”这一理论带来的恶果。

要认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首先要纠正思想中的一些错误观念，如片面追求实体公正而忽视程序公正，认为无论手段如何，只要结论正确就万事大吉；又如片面强调打击犯罪和追求执法效率，忽视执法活动的公正性和文明性，忽视对当事人正当权利的保障等。其次，我们也要转变办案观念。人类的司法活动已经进入了科学证据时代，我们必须从以人证为主的办案思路转向以物证为主的办案思路，要提高主动利用科学证据和科技手段的办案意识。最后，我们也要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科学办案意识，要提高执法手段的科技含量。

关键词：口供 有罪推定 证据效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在司法实践中统称口供。口供是法定证据之一。在传统的证据分类中，它一直被当成证明力极强的直接证据，由于这一证据形式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大量存在，其作用及证据效力历来倍受关注。实践中，有不少侦查人员过分倚重口供，夸大口供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在侦查破案阶段的作用，有的抱持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点，甚至不惜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施，对口供的作用及证据效力有必要予以重新、全面审视，以进一步澄清侦查人员思想上的模糊认识，尽快纠正业已普遍形成的办案思维定式，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调整改进刑侦工作方式，顺应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进程的要求。①

一、对口供过分倚重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我国有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深厚的封建专制思想和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刑事诉讼所奉行的“有罪推定”“据供定案”等鞫狱原则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始终，造成历史上许许多多屈打从招的冤狱，其流毒遗害至今。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法制建设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刑事诉讼不仅无法可依，连新民主主义时期沿习的办案程度，也被冲击得荡然无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登峰造极，受审人员成为取证的主要对象，围绕着获取口供，诸如“没有证据怎么办？从犯人嘴里掏，何必舍近求远到处调查？！”之类的“司法解释”不胜枚举，教训极为惨痛。

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教训和艰巨历史使命于1979年正式颁布，这部法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及法条中包含的证据运用规则经过10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明确口供是法定证据之一，并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要求“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②正是这些原则及原则性规定的确立，才扭转了司法实践完全服从于极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一厢情愿地强调“惩罚犯罪”，不注重保护无辜的混乱局面。但在实际执行中，仍存在着未能严格依法办事，不同程度表现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刑讯逼供屡禁不绝，据供定案时有发生，“有罪推定”半遮半掩，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有执法者思想观念上，尤其是对证据的认识上受历史遗毒影响的原因，也实实在在地暴露出立法制度和程序设置上的弊端。另外，司法机关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一定程度助长了执法不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