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的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学层次的法律教育机构由1978年的五所，激增至今天的三百所以上，在校法律专业学生的人数在1978年是六百多人，而今天，只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即有两千余人，全国的数量在1998年，在校本专科生已经高达85，000人，同年又招生29，000人（注：据教育部教育信息管理中心和司法部法学教育司的综合统计，见贺卫方，霍宪丹编：《“建构统一的中国法律教育模式：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报告》，载《中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实践与探索》，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页。）。同时期，法学教师的数量也有了巨大的增长。这种迅猛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学生层次的多样化上。目前，法律专业学生，本科生依旧是绝大多数，不过，在一些研究型大学的法学院里，硕士以及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超过本科生数量。此外，一个值得欣慰的趋势是，法律专业对于优秀高中毕业生的吸引力在不断加大。现在，法律与外交、经济、贸易等专业都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吸引力的学科，考试竞争激烈，学生入学成绩要高于许多其他专业的学生。

　　由于法律教育的发展，中国司法职业界的素质也有了相应的提高。20年前，司法界的法官和检察官教育背景之低下到了令人难堪的程度（注：例如，1980年全国法院系统的一项统计表明，在共计5.8万司法人员中，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占32％，法律专业毕业生仅占3.6％。见汤能松、张蕴华、王清云、阎亚林：《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律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但是，随着法律教育的发展，司法机关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逐渐变化以及民众法治意识的强化，法律职业的教育背景已经有了相当的提高（注：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250页；Stanley B.Lubmen ，Bird in a Cage：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253ff.）。更重要的一个推进举措是，2001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正式引入了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并在2002年举行了第一次考试。参加这次史无前例的考试的人数达到了三十余万人，通过考试者的比例为7％（注：这样的通过比例比起日本的司法考试还是比较高，不过在中国的各类考试中算是最难过的一道门槛了。日本司法考试的情况，参见Hideo Tanaka（ed.，assisted by Malcolm Smith ），The JapaneseLegal System：Introductory Cases and Materials，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76，第577页。近年来虽然录取人数已经升至1000人，不过，考试的困难程度似乎并没有明显的下降。晚近的研究，参见丁相顺《日本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

　　在法律教育蓬勃发展、司法考试制度终于得以确立，以及整个社会越来越走向经济的市场化和民主要求越来越可以被感受到的今天，中国整个法律职业的确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我们能够通过这一代人的努力，实现法律人的职业化么？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后起国家，在建设现代型制度的同时，我们要经常面临着一些纵横交错的矛盾和冲突；法律职业化迟来的兴起却不妨碍在进展过程中过早到来的危机。

　　三、困难

　　模式选择

　　也许跟其他一些正在走向西方化的国家一样，中国的法律教育面临着的不少困难正来自于从法律制度到法律教育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这一事实。虽然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孔子这样的伟大的教育家，但是，法律职业及教育却完全是舶来品，是从西方引进的。同时，在引进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两种主要的西方法律教育模式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正如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的那样，由于渴望尽早取消领事裁判权，也由于日本的巨大影响，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英美法本身的难以借鉴，因此，中国近代型法律制度走上了欧陆法系的模式。与法律制度相适应，法律教育也是以大陆模式为基本样式。这表现在招生对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和法律分析的方式、概念体系以及教学内容与制定法之间关系等各个主要方面大致上都接受了欧洲大陆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