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刻意追求的新教育精神，受到了科举陋习的侵蚀。就民初新式法学教育而言，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人才”，但此时学生受“学而优则仕”的引导， “以政法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腥膻趋附，熏莸并进”，亟亟乎力图“以一纸文凭，为升官发财”铺路。[21]因而民初“专门法政教育，纯一官吏之养成所也？？萃而为官吏则见多，分而任地方自治之事则异常少见也”，[22]使得地方自治人才缺乏，地方自治事业难以推进。

　　为克服青年学生热衷仕途之弊端，民初规定对于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不得与以预高等文官考试及充当律师之资格”，[23]欲以此堵住法政学子进入仕途的通道，但收获甚微。据梁启超估计，民国初年全国“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24]其中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是求官大军中的主力之一。

　　为求得一官半职以遂心愿，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四处奔走，钻营请托。1914 年，北京举办知事考试期间，学习“政治法律者流咸集于各馆，长班颇为利市，考员亦复打起精神到处探询何人可得试官。”[25]大批法政学生跻身仕途，腐蚀败坏了社会政治，“凡得官者，长官延揽百而一二，奔竞自荐计而八九，人怀侥幸，流品猥芜”。[26]

　　综上可见，民初新式法学教育在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拖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后腿。这充分表明，民初法学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注释：

　　[1]高奇：《中国近代学制》， 《百科知识》1980 年第9 期。

　　[2]黄炎培：《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 《东方杂志》1913 年第9 卷第12 号。

　　[3]参见《1916 年8 月—1917 年7 月全国专门学校统计表》， 《新教育》第4 卷第5 期。

　　[4]参见朱有王献主编：《近代中国学制史料》第3 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593 页。

　　[5][12]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年版，第314 页，第241 页。

　　[6]黄炎培：《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 《新教育》1919 第1 卷第1 期。

　　[7]参见宋方青：《中国近代法律教育探析》， 《中国法学》2001 年第5 期。

　　[8][10][23]参见袁世凯：《特定教育纲要》，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年版，第263 页。

　　[9]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53 页。

　　[11]《孙中山全集》第2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424 页。

　　[12]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华书局1929 年版，第111 —112 页。

　　[13]刘伯穆：《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的法律教育》，王健注译，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 年春季号。

　　[14]参见《教育杂志》第4 卷第10 号，1913 年1 月。

　　[15]参见《教育杂志》第5 卷第1 号，1913 年4 月。

　　[16]参见《教育杂志》第5 卷第10 号，记事，1913 年11 月。

　　[17]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7 —8 页。

　　[18]参见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 年版，第145 —146 页。

　　[19][21]参见竞明：《法政学校今昔观》， 《教育周报》1914 年第51 期。

　　[20]蒋百里：《今日之教育状态与人格》， 《改造》第3 卷第7 期。转引自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178 页。

　　[24]梁启超：《作官与谋生》， 《东方杂志》1916 年第12 卷第5 号。

　　[25]《都门年景之点缀》， 《申报》1914 年1 月9 日。

　　[26]《政府大政方针宣言》， 《东方杂志》1914 年第10 卷第6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