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MianFeiLunWen.com 免费论文网 2007-1-6 14:3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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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50年报告“清单”代表什么
吕进先生在《文学评论》2002年5期发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一文，对50 年新诗研究做了一次看似详备的“总结”。他把半个世纪划分为三个时段：政治论时期 、观念更新时期和文体建设时期，以及两个成果相对丰硕的领域：诗人个案研究和新诗 文体研究。
时段划分和成果推举及其命名，有其个人依据和充分的个人自由度，这是不言自明的 。不过在五部分陈述中，吕先生恰恰缺失了一个重要内容：即对20世纪后20年——新诗 研究中最活跃部分的整体遗失。
第一时段政治论时期，只用了800来字，可见吕先生自己也不满意前28年：成果寥寥， 没什么谈头；新诗研究最重要的景观与成果，自然在后20年了。吕先生介绍了传统派、 崛起派、上园派三个批评群落，提供30多人名单，以及个案研究13部论著、文体研究12 部论著。在这皇皇“名单”里，哪怕粗心的读者，也能一眼看出，个案研究专著之内容 范围，90%以上便在1949年划上句号，而文体研究论著，几乎也不涉及20世纪最后20年 。这样倾斜的清单，是否真实代表50年来新诗研究主要的和重要的成果?实在令人生疑 。况且这份报告，早先作为“韩国汉城中文中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演讲，在开幕 式上隆重推出。一大群汉学家们以此为蓝本，深信不疑，殊不知，它在海内外造成的影 响，是严重误读了中国的新诗研究。
50年新诗研究：对另一支队伍的“冻结”
吕先生的确用心良苦，精心做了准备，但只要是业内人士，不难发现，这份“年终” 报告的最大“特色”，是省却了新诗研究中的另外一大部分人，我主要指的是——另一 支从事后20年先锋诗歌研究的中青年队伍。
这批人年龄在40到55岁之间，早在80年代初，就活跃在新诗—现代诗研究前沿，且一 直往纵深处挺进。20年来，他们总共发表几百篇论文，出版几十部论著，在众多盲区、 险区做着艰难的勘测作业，为后来所谓的新诗史、当代史、先锋史、流变史做了大量前 期的“清扫梳理”工作。
尽管他们难免表现出某些激进、偏颇、片面，但与先锋小说研究者一样，是中国当代 文学研究重要的一翼。奇怪的是，先锋小说的研究者(全国百把人吧)从北京中心的陈晓 明们到边缘的谢有顺们，都得到认可。惟独难度并不低于先锋小说和其他文类研究的先 锋诗研究者，在这份“权威”报告中，出现了“整体缺席”?!
打个比方，如果说，对新诗的研究(或曰百年汉诗研究)，犹如对一个人生长过程的研 究，现在的情况是，在“他”的哺乳期、婴儿期，集结的力量有些过剩(有关郭沫若的 论文有几千了)。研究视角完全可以细致到诸如婴儿期吃的是雀巢奶粉，还是克宁奶粉 ，维生素A用多了，还是胡萝卜素少了。在“他”的童年期，也完全可以细致到：穿布 鞋上学是出于什么心理，嗜爱的辣椒对嗓子有什么影响(有关闻一多的专著有几十部了) 。这就是说，在“他”还不太成熟的时候，早已出现、而且将继续出现一部部重复多于 拓展的幼儿史、童年史、少年史(各种各样的新诗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论述 又有多少部了)，可是“他”的青年期——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在进行时段”，大 量先锋形态、针对性研究，却得不到应有的正视。应该知道，研究“他”早期的奶粉、 维生素、肌肉骨骼、体重身高、营养配方，主要目标之一，是要为“他”现在进行时和 将来进行时提供有效参照，促成一个人的成型。拒斥现在进行时段研究，无力与现在进 行时段对话，哪怕再“正确”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
而真正困扰我们且又十分重要的，正是当下这种生成性研究，它涉及比幼儿期来得多 的纠缠与迷乱，比如“他”的初恋，“他”的自我，“他”的开放性气质，“他”的青 春期躁动，“他”的喜怒无常、变化多端，一直呈现谜样的难辨。20年来，此类难度不 小的“辨析”工作，一直由这一支生力军进行着。
笔者偏居东南一隅，平时孤陋寡闻，仅就手头阅读到的这批人的部分论著，不假思索 便可开列出与吕进先生完全不同的清单。
唐晓渡：《唐晓渡诗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40万字，集作者20年诗 论精粹，侧重诗学精神思想的深度挖掘)。陈超：《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 出版社1989年版(90万字，大陆最早的细读式文本批评)；《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 出版社1994年版(致力于生命与语言的互动探讨)。程光炜：《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国内最早的语义学批评之一)；《程光炜诗歌时评》，河南大 学出版社(对90年代诗歌现场发言)。沈奇：《拒绝与再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进行时体验与当下文化结合，有独特切入点)；《台湾诗人论》，台湾尔雅出版社1996 年版(引入两岸比较与整合理念的新一轮台湾诗研究)。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同济 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80年代10年论集，新诗潮最前卫的理论代言)。周伦佑：《反价值 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年文论，第三代最重要的解构理论)。王光明：《 艰难的指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20世纪大陆现代诗进程的宏观描述，侧重百 年汉诗研究)。章亚昕：《生命的陀螺》，明天出版社1992年版(一部被忽略，却尝试古 诗论与现代融合的感悟式“诗思维”)；《现代诗美流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进入，是所有关于诗隐 喻阐述中最为深刻的)。吴晓：《诗美与传达》，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国内较早的意象 思维研究)。李震：《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国内第二部西 部诗论)；《母语诗学纲要》，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汉语诗学建构，一个有活力的开端 )。燎原：《西部大荒中的庆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国内第一部西部诗论)； 《扑向太阳的豹子——海子评传》，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子专著) 。陈旭光：《诗学：理论与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西方文论的吸收与当下 诗界焦点的回应)；《中西诗学的汇通——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2年版。陈仲义《诗的哗变》，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大陆第一部研究第三代诗专 著)；《中国朦胧诗人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大陆最先研究朦胧诗专著)；《 从投射到拼贴——台湾诗歌艺术60种》，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扇形的展开——中国 现代诗学谫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人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多次被援引的《季节轮换——新生代诗潮》(李振声，学林出版 社1996年版)；《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新诗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吸收》(金丝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诗：激情与策略——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诗歌》(刘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俞兆平的《诗美的解悟》；张远山的《汉语的奇迹 》；以及活跃于“双栖”战线的张清华；仿效《流放者归来》的三卷本《旁观者》作者 钟鸣；在线的张闳、张柠、刘翔(杭州)、孙基林、毕光明和专做新诗版本学、新诗“年 表”被称为中国新诗“司库”的刘福春，等等(注：借此机会，我还要说，新诗研究中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诗人的直接参与，这是其他文类研究少有的。同以往一样 ，新诗的理论建设，许多命题、方法、设想、建构，一开始就是由诗人直接提出来的。 诗人的许多诗论、随笔、经验，有时看似缺乏系统却异常尖新深刻，它们往往成为诗学 某一命题、术语、范畴的先导。比如诗人任洪渊的《汉语文化诗学导论》(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汉语智慧与诗性文化的独到见解，诗人欧阳江河的《站在虚构这 边》(三联书店2001年版)对诗本体的深入，诗人于坚《棕皮手记》(东方出版社1997年 版)的某些穿越，诗人成明进的《感性诗学》(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对“意味诗” 的全面掘进，以及诗人藏棣、西川、王家新、黄灿然、杨小滨、西渡等的文论都很有见 地。诗学建设，诗人言说是最直接有效的资源，忽略这一行当的规律特点，是重大失策 。)。
而吕先生的“总结”对上述这些人——本质上是新诗潮理论的后继者——的成果根本 视而不见，只是在正文，提及论文一篇，偏废如此之大，实在叫人吃惊!不得已，笔者 只好站出来为这支队伍“小结”，笔者的意思并非为谁争上“大名单”，也不是多少人 上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先锋诗歌研究，事关整个新诗研究的问题。
对于新诗潮理论的前辈们，“总结”报告的“待遇”似乎要好一些。吕先生这次肯定 谢冕先生，还“小心”地点了他早期(1983年)出版的《共和国的星光》。然而众所周知 ，谢冕的十余部著述，从对朦胧诗率先推举《在新的崛起面前》、《中国新诗潮论》到 《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对整个新诗潮的推动和百年新诗研究，所发挥的旗帜性作用 ，再怎样评价也都是不为过的。同辈的孙绍振，对个体主体性的率先戳破和人本美学的 高扬，晚近对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警戒，一直保有理论家的睿智与敏锐。郑敏的《诗歌与 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连同她持续发表的一系列 回归古典的文论，显示了诗家对诗质的深刻洞察。杨匡汉的《诗学心裁》(陕西人民教 育出版社1995年版)、《诗美的积淀与选择》、《缪斯的空间》在诗美芳草地上操持， 屡有建树。吴思敬的《心理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深入创作主体内部， 做出方法论上的有益尝试，大大超越被吕文点中的1987年版的《诗歌鉴赏心理》。还有 洪子诚、刘登翰的《新诗史》、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 ，或史或论，同样成果卓著。
由上面简要清理，可见出一条线索，这支被有意淡化的“前崛起”和完全被排斥的“ 后崛起”，在20多年的承续中，所形成的合力，已然成为中国新诗研究中坚。20年来， 两支在倾向上承传的队伍，业已形成自己较浓郁的特色：较开放的前卫诗学理论，较丰 富的理论想像力和批评锐气，独立思考，拒绝平庸，常有不落窠臼的构想、假说，以及 建设性思辨；艺术直觉、艺术敏感较强，在感性批评中努力发散理性活力，在话语转型 中寻觅创新契机。
遗憾的是，吕先生严重的排它性，最终导致两份完全不同结果的“清单”。此番的“ 盲视”及“障眼法”，在小说研究中是不可思议的，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是无法被接受 的。
新诗研究的前沿：集中于新诗的转型
说穿了，这是20年来新诗研究在立场、观念(包括方法论)上分歧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我们与吕先生争执的另一焦点是，新诗研究的前沿应该定在哪里?
吕先生认为新诗研究的前沿是文体理论。他说，“文体建设时期就是主要致力解决诗 与散文的关系”；“中国新诗文体在这一时期致力于两个向度的拓展，首先是分类学… …其次是轨迹学”(注：吕进：《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见《文学评论》，200 2年5期。)。先看看吕先生前沿学科的研究大著《中国现代诗学》，在自撰导言中称该 书为“诗学新思维”，对“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体系”做出“6个重要突破”(注：吕进： 《中国现代诗学》，2页，重庆出版社，1991。)，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笔者当年十分兴 奋，真想为同道的成果祝贺，然翻阅之后，未免疑窦多多。该书当然是一部分类学著作 ，主要围绕着抒情诗(或诗的情感性)做一些论述。按照吕先生自己定的前沿研究标准看 ，计有抒情诗特征属性2章，语言4章，生成3章，诗人修养1章，诗的风格2章，分类3章 ，轨迹动向2章，自是十分辉煌了，姑且就把它视为一部具备前沿性的、具有重大突破 的大著，奇怪的是，竟被当时很粗浅的我看出“破绽”：例如，他看到情感在抒情诗歌 中的核心地位，却没有看到情感的一系列变异；看到情感图式的巨大抒情功能，却没有 看到抒情的弱化、细化与转化趋势(早在1987年孙绍振就对情感的“极化”“细化”“ 弱化”做过深刻表述(注：孙绍振：《文学创作论》，第7章《诗歌的审美规范》，春风 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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