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MianFeiLunWen.com 免费论文网 2007-1-6 14:3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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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是一部令人费解的小说，解释其意义的根据不是其所指的中国的建筑、制度或历史，而是西方关于中国与长城的观念与想象传统。万里长城作为一个建筑奇迹，在西方文化视野中逐渐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并被赋予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由一个异域建筑变成一个有待解读“发明”的文化符号。
长城由一个异域建筑变成一个有待解读“发明”的文化符号。西方文化在长城与某种“中国特性”之间，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似是而非的类比关系，比如长城与广阔的帝国、封闭保守、停滞与空间化的、高度组织与奴役的文明等等。西方的长城神话传统或话语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叙事角度、象征及其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历史深度。西方七个世纪间形成的中国形象传统，浮现在《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文本语境中，赋予卡夫卡这篇看上去荒诞不经的小说某种深刻的“汉学”意义。
一
“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1917年三四月间，卡夫卡守在布拉格狭窄的犹太旧城区他那间小屋里，写作一部天书般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1](P185-197)这部小说令人费解的不仅是它的题材，还有意义。小说讲述了一个奇幻神秘的故事：从一个无法想象的久远时代起，在苍穹覆盖不了的帝国土地上，中国人开始修建万里长城。修建长城的目的据说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修建长城的方法是：“分段而筑”。小说戏拟某种学术（历史或汉学的）论文形式，不断解析修建长城的方式（分段修建）与目的（防御北方民族）之间的矛盾，解构有关长城的“各种传说”。不仅长城修筑的方式与目的相矛盾，就连所谓的防御北方民族的说法也值得怀疑。思考开始的地方，荒诞出现。
卡夫卡的魅力在于，所有看上去寻常合理的东西，一旦出现在他梦境般的作品里，都暴露出其可怕的荒诞，而所有的荒诞，又是那么平常，自然而然。《万里长城建造时》初读时让人感到不知所云。首先，它讲述的并不是那个现实中国的长城，而是某种有关长城的传说。叙事者试图解释这些传说，但很快发现经不起深思。其次，它的意义似乎也不在长城，而在有关长城的某种隐喻。他希望在修筑长城的工程中，发现帝国组织的秘密。叙事者说他的比较民族史研究揭示，“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1](P190)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与中国的国家机构密切相关。
《万里长城建造时》文本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解构长城的建筑方式与目的，发现长城的意义并不在于长城本身，长城只是一种隐喻。第二部分解构帝国的组织机构，发现这个在空间上广阔无边、时间上静止不动的长城帝国，在权力结构上竟像是激流中的漩涡，它迅速有效地流动，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核心不过是一个空洞。文本的意义就体现在第一部分解构长城与第二部分解构帝国二者之间构成的隐喻关系上。在卡夫卡的想象中，长城只是一种传说，修筑长城的真正意义不是防御边患，而是组织建设。小说中出现四类角色：1.像孩子一样性情飘忽不定、天真或幼稚、质朴或愚昧的百姓；2.像家长一样深谋远虑、仁慈却专横、可敬又可怕的领导者；3.享有神明般的权威却拥有俗人一样的生命、强大又脆弱、实有又虚无的皇帝；4.论证高妙的“迷雾一般”的理论的学者与教授“崇山”一样的信条的教师。这四类角色是修筑长城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帝国的构成者。
分段修筑长城，不过是中华帝国内部机制的隐喻。小说后半部分从长城主题转向以诡语的方式讨论帝国的中心皇帝。皇帝是帝国无限权力的神秘中心，这个中心很可能是个空洞。皇帝既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又是一个脆弱可怜的人。长城是一个传说，皇帝也是一个传说。他是帝国组织的根据，百姓想象中的一个虚位。或许帝国本身就是荒诞的，像长城那样荒诞。小说的语气在前后两部分差别很大。第一部分以分析为主，经常还表现出雄辩。第二部分则以模棱两可的、呓语般的叙述为主，模棱两可、逻辑混乱，相互矛盾、语焉不详的句子越来越多，可以隐喻的东西不可以理喻。真正的荒诞恰恰是无法思考的。或许只能通过修筑长城这一象征来把握或接近帝国的意义，当你真正要解释帝国本身机构时，就无能为力或不着边际了。梦幻总在无端处开始，又在无端处结束。长城、皇帝、奔波在帝国大道上的领导者、在荒野筑城或在庭院纳凉的百姓，整个帝国像亘古天幕下苍老的浮云，神秘而遥远。卡夫卡在小说中一再通过不同的意象强调长城帝国在空间上的广阔与时间中静止的永恒性。一个古老的帝国活在当代，本来就是非时间性的，就像万里长城，在广阔的帝国空间中延伸，但在数千年的时光中，却像石头一样凝固不动。《万里长城建造时》没有写完，嘎然而止处，就像一部机器高速运转的时候，关键部位的螺丝钉突然崩飞了。
“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1](P188)卡夫卡叙述中华帝国修筑长城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关注或了解中国的长城。小说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卡夫卡病魔纠缠的想象中，千年帝国在无限辽阔的土地上修筑万里长城，事件本身就是一个普遍的、神秘的、明显具有荒诞意味的象征。或许细读分析可以使我们朦胧之中感受或猜测到小说的某种意义。专制帝国是一个庞然怪物，只有在它运作起来的时候，才能展现它荒诞惊人的神秘。人们可以从修建金字塔了解古埃及帝国，从修建泰姬陵了解莫卧儿帝国，从修建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在西方人看来，所有的东方帝国都在历史上完成过这种震慑天下耳目的浩大工程，而只有在这些令人眩目的不可思议的奇迹中，你才能理解那个像一部巨大的机器一样的复杂的家长式专制政体以及作为部件的无谓的个人的意义。修筑长城不过是一个象征。
天书般的小说获得某种解释的可能性，关键在于重建构成其文本的意义结构与话语语境。修建长城只是在卡夫卡想象与思考帝国机构与个人心理中的家长式专制倾向时，才作为象征出现的。问题是在卡夫卡的视野中，长城是如何获得这种象征意义的？卡夫卡用小说的形式思考东方帝国，却将选择的素材或“本事”落实到中国，中华帝国究竟在什么样的知识与想象背景上，获得了卡夫卡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卡夫卡并没有直接的中国经验，他的创作与想象都是文本中的，那些构筑卡夫卡小说意义的文本谱系是什么？最终能够解释《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意义的，不是中国的长城或制度与历史，而是西方关于中国与长城的观念与想象传统。
二
卡夫卡叙述中华帝国修筑长城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关注或了解中国的长城。小说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卡夫卡病魔纠缠的想象中，千年帝国在无限辽阔的土地上修筑万里长城，事件本身就是一个普遍的、神秘的、明显具有荒诞意味的象征。
天书般的小说获得某种解释的可能性，关键在于重建构成其文本的意义结构与话语语境。修建长城只是在卡夫卡想象与思考帝国机构与个人心理中的家长式专制倾向时，才作为象征出现的。问题是在卡夫卡的视野中，长城是如何获得这种象征意义的？卡夫卡用小说的形式思考东方帝国，却将选择的素材或“本事”落实到中国。中华帝国究竟在什么样的知识与想象背景上，获得了卡夫卡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卡夫卡并没有直接的中国经验，他的创作与想象都是文本中的，那些构筑卡夫卡小说意义的文本谱系是什么？最终能够解释《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意义的，不是中国的长城或制度与历史，而是西方关于中国与长城的观念与想象传统。
文本及其象征是在话语中获得意义的。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是有关特定主题或对象的、意味着特定规训与策略的一整套内在统一、相互关联的表述，它为个别文本提供思考与言说的假设、规则与期待。赛义德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研究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指出东方学(Orientalism)是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西方表述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的一种话语方式，其中不仅包含着西方对东方各种离奇的想象，还意味着一套严肃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与权力运作规则。它由“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分配”，形成一种知识谱系或观念群，规定着个别作家文本的观念基点、意义结构，为其提供特定词汇、意象、修辞技巧甚至母题种类。赛义德认为福柯忽略了单个文本或作家的意义，主张使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揭示“单个文本或作家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纳为“策略性定位”与“策略性建构”，“……分析文本与文本群、文本类型在自身内部以及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聚集、凝结和获取现实指涉力的方式……”[2](P26)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尽管不包括中国，但在西方现代文化中无疑也存在着一套表述中国形象的话语，说它是汉学主义或中国主义都可以。它由各类有关中国的相互指涉的文本构成，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叙事角度、象征及其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历史深度。文本是没有边界的，它不过是话语网络中的一个结。这样，卡夫卡的小说与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就构成一种诠释的循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解读小说提供了意义符码，而小说又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特定方面的索引。“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发端，伸展到这里相联结……。”小说的开头令人想起《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话：“著名的长城终止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北端。”[3](P559)这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3个多世纪前从意大利到中国，最后死在北京。卡夫卡一生却从未去过比巴黎更远的地方。（注：卡夫卡一生基本上在布拉格度过，只去过米兰、柏林、巴黎等地。他的传记作者瓦根巴赫曾说：“布拉格的旧城区是卡夫卡所熟悉的地方，也是他感到很亲切的地方。除了他后来得病，不得不去疗养院以外，他一生很少离开过这个地方。卡夫卡的一个熟人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站在窗户旁边，俯瞰下面的环形广场，卡夫卡用手指了指远处的一群建筑物，说：‘那是我以前的中学。面向我们的那座楼，是我以前的大学，向左一点是我的办公室’，卡夫卡用手划了个圆圈说，‘我的一生都圈在里面了！’”［德］克劳斯·瓦根巴赫著，周建明译：《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2页。）他想象中国的方式纯粹是在文本中旅行。他的写作，实际上是在他的阅读视野中西方各类有关中国的文本中“编织”意象与故事的过程。对他来说，想象中国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可能就是长城，就像想象埃及总与金字塔联系起来一样。
在西方，有关中国的叙述很早就与长城联系起来。《马可波罗游记》没有提到长城，成为人们怀疑其可靠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如果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他就不可能漏掉这么明显的标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有17世纪的意大利作家，也有20世纪的英国研究者。（注：［英］弗朗西斯·伍德著，洪允息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34页。）后来的旅行者很少再出过这类差错。葡萄牙人平托的《东方见闻录》谈到中国国王将犯人送去修长城，[4](P214-216)西班牙人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专门介绍了“长500里格的长城”：“在这个国家有一道长500里格的工事即城墙，始自座落在高山上的肃州城，从西向东延伸。筑墙的国王叫秦始皇，是为防备鞑靼人而修筑的……”[5](P27)1655年，约翰·尼霍夫随同荷兰使团到北京，在他出版的游记《荷使出访中国记》中提到：“中国农夫告诉我们说，人们可以从容地在一天内可以骑马赶到长城再回来。”[6](P92)平托、门多萨与约翰·尼霍夫都只是直接或间接听人传说长城，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则证明他亲眼见到传说中的万里长城[7](P15-16)。越来越多的传教士、使节到中国，越来越多的有关长城的消息或赞美传到西方。南怀仁神甫说“世界七大奇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长城，欧洲所有出版物中关于长城的描述，都不足以形容我所见到的长城的壮观。”[8](P38-39)
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传说与发现到启蒙运动时代的见证与赞叹，长城作为一个奇迹，在西方视野中逐渐成为中国的象征。杜赫德神甫编撰的《中华帝国通史》被称为启蒙运动时代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其中也描述到：“公元前215年，在秦始皇的命令下，兴建长城这个巨大的工程，保护帝国不受鞑靼人的入侵……”[9](P261-262)杜赫德并没有对长城表示过多的热情，但到了启蒙哲学家那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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