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钱穆是现代中国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心性论及其圣贤创造历史的思想，并吸收一些现代文化生命哲学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历史创造的“圣贤史观”。本文从“人和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创造作用”、“历史人物之种种和圣贤史观”和“心性是历史文化及其演进的决定力量”三个方面，对其“圣贤史观”的含义、基本内容、理论基础和时代意义作了评析。

关键词：钱穆 历史人物 圣贤史观 心性决定论

钱穆是现代中国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历史观，同时吸纳了一些西方文化生命哲学思想，建立了以心性为本体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1] 历史创造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内容。钱穆继承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心性论及其圣贤创造历史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历史创造的“圣贤史观”。本文拟对其“圣贤史观”的含义、基本内容、理论基础和时代意义作一评析。

一 人和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创造作用

钱穆充分肯定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创造作用。他的基本观念是，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主宰者和支配者。他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事业，“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2] 历史的事业和事件只是人的活动，在它们背后都有人的存在，“事由人干，人换了，所干的事亦必变”[3]。因此,“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因于人不同，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4]

钱穆进而指出，每个人都是历史（活动）的中心，历史是人的共业所造成的，历史是由普通民众、历史人物和杰出英雄共同创造的。他说，历史只是一整体之人事，所以，每一个人和每一活动都与此一大事有关，“亦可说每一人尽是历史中的主人，每一活动都是历史中的成分”。[5] 历史上的单个之人是一切人事的枢纽，是扭转世运和时代的中心，“就人事来说，个人乃是一切人事之枢纽。……每一个人，在人群中，在天地间，实各自成为一中心”。[6] 同时，由于历史是一整体大事，历史这一人生事业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7] 因此，每一个人在历史中都各有其地位和价值。历史上除了少数伟大杰出之人物外，人人都会对历史产生作用和影响。他指出：“历史由人主动，乃由人的共业所形成。纵使在此许多人物中间，也有少数杰出的英雄，又有多数无名无传的群众，但在这两端之中层，却还有不少人物，各有作用，各有影响。其作用影响，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相反相成，而始得成此一共业。历史乃由人类之共同业力而造成，既非盲无目的，亦非一二人所能操纵。这一看法，更近于历史演进之真相。”[8]

钱穆还对历史人物和普通民众在历史及其创造中的关系作了阐发。他认为，普通的个人与少数杰出人物在历史中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少数杰出历史人物并非天生的，而是从普通人群中来，“特殊人物又必出在普通人群中，且亦不能专凭己力为之，乃其同时乃至前世之普通人群同心共力凑合配当而有此人之出现，遂以归之于天。但此人仍必于普通人群中做人。亦可谓仍是一普通人。又必待此下社会不断有人信仰崇奉，然后才成为一独特人”[9]。少数杰出历史人物主持和领导历史，但一般民众也可以制约和作用他们的活动，“通泰之世君子道长，固由当时群心群力皆在助长此君子之道”[10]。

钱穆明确提出历史是由历史中所有的人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中心，普通民众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普通民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创造作用。这一思想对儒家的“民本论”及其民众的历史创造思想作了现代性发展。在儒家思想中，孟子明确论述了民众在历史中的地位，提倡“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但他只是为了肯定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非主体性的根本地位，他是将民众与土地和政事作为统治者的“三宝”，并不是讲民众作为社会主体是怎样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圣贤”，王阳明甚至说，“满街都是圣人”，也同样不是从肯定普通民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创造作用的角度出发的，而只是为了说明“人性善”，是为了说明普通人通过心性的修练可以成圣的理论。钱穆的思想显然是对传统儒家有关历史创造者思想的突破。钱穆还指出，历史中的人（物）对历史的作用，有正有负，相反相成，他们相互作用的共业，才创造了历史。这也是传统儒家思想所没有的，这种观念颇似恩格斯讲的历史创造“合力论”。

但是，由于钱穆仍是立足于儒家思想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对历史中的人和民众的历史地位和创造作用、以及历史发展中的普通民众与少数杰出人物相互关系的看法，与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民众创造历史的民众史观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真正的民众史观认为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只有他们才是历史创造的决定性力量。而钱穆则没有这种思想。他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中心与主宰，实际是从儒家“人性善”和“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的理论来说的。如上所言，传统儒家并没有从这一理论进一步去论证民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创造作用，钱穆的思想固然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然而，从传统儒家的这一思想出发推证，得出的最终结论，只能是否认普通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一立论所蕴含的意思，一是，每一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心性，即成为尧舜的资质，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尧舜这样的杰出历史人物。可实际上，最终能成为尧舜这样杰出人物者在历史上却是极少的。在宋明新儒家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十多位。二是，所谓“人皆以可为尧舜”，并不是说历史中的每一个人即是尧舜，而只是可能成为尧舜。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历史的中心，具有扭转历史和时代的力量。只有当一个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少数历史人物之后，他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中心，才能扭转时代。

正因为如此，钱穆反复强调指出，历史的真正主干、灵魂和中心是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可以改变和支配历史。他说：“历史最重要的是人物，……历史要靠人物，人物可以将这个地区黑暗的历史变为光明，也可以将这地区光明的历史变为黑暗。”[11]“历史之主干在人物。……没有人物，仅有社会，也不会有历史，如非洲社会存在并不比中国社会迟得多，只因没有人物就没有历史。”[12] 他又说，领导、创造和维持历史的是少数杰出人物。因为，有人才有历史，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有少数人来创造历史。而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绵延，定要有少数人来维持使其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只是少数。……人群所更需要者，乃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13]。他还说，历史时代的开创和形成只能由少数杰出人物进行，“只有少数人卓然杰出，能开创出一新时代，主持一新局面，斡旋一新事业，此在政治学术皆然。此乃有了人物而始有此时代者”[14]。如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便是有此人物而有此时代之例。他认为：“此杰出少数人，有高度，有深度，乃经人类长时期无形的民主选择而公认。由于此少数人而始产出人生大道与夫文化之大传统。”[15] 而各时代的流俗人随时代的冲洗和淘汰便会消失，只是假多数；各时代的少数杰出人物却能超越和跳离时代长存于历史，所以，他们才代表着人类的真多数。

由此可见，钱穆的历史创造论本质上是一种英雄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