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对于国学的普及不遗余力。主要表现在他先后两次关于中学古文教学的公开演讲及为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国学书目中。在两次演讲中，胡适对于中学古文的教学给与很大的关心和热情。认为没有相应的国学知识，青年们对外则不能代表中国，对内则将没有意义。国学一定可以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关键词 胡适 国学 中学生 国文教育 书目

近几年来，学术界关于胡适的讨论、研究是个热点。胡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的思想主张是热点中的热点；重要的是，研究胡适要像胡适自己所说的那样，要“还历史的真相”，以“历史眼光、中立的态度”去做学术研究。套用胡适的话说，“以胡适还胡适”。笔者注意到，虽然近几年来，关于胡适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的研究成果可观，但是，尚没有发现从普及青少年的国学知识方面进行考察、讨论的相关成果。

胡适对于国学知识的普及和提倡，可以说其所付出的努力和手段方法都是多方面的。从早年的博士论文《先秦明学史》的序言到1919年的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以及胡适具有“考据癖”的一系列的考据等都可以读出胡适为普及国学、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思、所想和所为。胡适在其博士论文的开篇中就已经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及如何发展广大等相关后果的大问题，也就是中华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大问题。强调这个大问题的解决“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的远见和历史延续性的意识，------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的文化精华连接起来”，[1](p8)其中“历史延续性的意识”的内涵当然包括学术本身的历史发展要求的诸多诉求，如“儒学”的问题，“非儒学”的问题，“儒学”和“非儒学”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等等，但是，“历史延续性的意识”还应涵括了“国学”普及即“传统文化”的革新、传承及普及的问题。胡适在各种场合都在强调，整理国故就是为了使无系统、无头绪、无条理的国故变得有系统、有条理、有头绪的国故，[2](p11)目的是使一般人能够有趣味、有能力读懂或研究国故。胡适一生做了大量的考据，自称有“历史考据癖”。胡适对于考据之所以会成为“癖”，当然是有其秉性释然的缘故，用胡适自己的话说，“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难遏制。”可是胡适还说，“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3](p211)考据本身就是考核、证实和说明历史的真相的学术活动，本身就是对国学的普及和发展的努力。而教人以“做学问”及“思想”的方法，目标当然大都是年轻人，当然也是和普及及研究国学的目标一致的了。

其实胡适发动“整理国故”运动，其目的也有普及国学知识的成份。由于近年来研究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比较多且已很深入，故笔者对于胡适整理国故运动与国学普及的关系略加述说。胡适早在1921年在东南大学演讲时说，“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原来中国底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底研究而做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理解的。”“我们研究国故，非但为学识起见，并为 诸 君起见，更为 诸 君的兄弟姊妹起见。国故底研究，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作运输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人是不可少的。”[4](p93)胡适后来将它的中学古文教学计划无法实现的主要原因也归结于国故的未加整理，学生没有“必备的设备”（即相应的古文教材）所致（本文后面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胡适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为在青少年中普及国学教育的努力和作为。

首先来看看胡适心目中什么是国学。即使在“国学”之名最为昌盛的年代，即在20世纪20、30年代，学者们对于什么是“国学”也是众说纷纭。即便是今天，也还难有一个权威的科学的定义。甚至当年的学者对于该名词能否成立，不少持怀疑态度，甚至是激烈的反对和嘲讽。胡适认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是国故，都属国学的研究范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国’，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5](p7)

胡适对国学知识的普及主要集中在他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两次演讲以及为清华大学学生

列的“一个国学最低书目”中。

1920年3月份，胡适应邀在北京面对中学教育工作者作了一个题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讲演。从其演讲内容的充实详尽来看，胡适为了这次演讲做了精心准备。胡适在这里公开发表自己对于中学生国文学习的所应达到目标总共有四项，“一、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二、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三、人人能做文法通顺的古文，四、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6](p241)胡适为中学国文教学拟定了一个课程表，主张中学四年的课时不能太多，“现在中学各项功课平均每周男校三十四时，女校三十三时，未免太重了。”胡适将课时大大宿短，“我们主张国文每周至多不超过五时，四年总数应在二十时以下。”这不仅显示出胡适反对那种繁重的以剥夺青少年大量时 间的疲劳战术教学法，同时可以透出胡适对于青少年成长的关心。胡适以每周五时计拟定的课程表如下：

年一：国语文一，古文三，语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二：国语文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三：演说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四：辩论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5](241)

仅从这张不是很正规的课程表上我们就可见在胡适此时的心目中，“古文”教学与“国语文”教学的孰轻孰重了。在每一年级每周的总共五课时里，“古文”教学明显就占了三份，其实在作文和文法、语法课里，也包含许多古文的内容，因为，胡适在前面的“中学国文教学五项目标”中关于古文教学也占了三层，并明确规定，要学生“人人能做文法通顺的古文” 因此，在作文课中一定有古文做法的课时比例。另外，胡适一直主张学习古文之前，先学习“国语”语法，为学习古文打下基础，并可以加古文语法与国语语法对比教学。因此，在胡适的“国语”语法教学中，一定含有不少古文语法、文法的教学内容。

那么主张文学革命的胡适为什么在中学古文教学的课程设置上明显“厚古薄今”呢？看看胡适的理由，“一、第三、四年的演说和辩论都是国语与国语文的施行，故这两年可以不用国语文了。二、我假定学生在两级小学时已有了七年的国语，可以够用了。”[6](p242) 第一条说的确是实情，但是即便如此，“国语文”的教学时还是仅占了两份。而第二个理由，却可以作为“国语”在胡适心目中的真实分量的真实解读：其实与“古文”激烈斗争的“国语”只需经过小学七年的学习，便“可以够用的了。”换个说法，小学学习了“够用”的“国语”正是为了后天“古文”学习的必要准备和基础奠定。

在《中学 古文的 教授》这篇演讲中，胡适将主要精力放在国语文及古文的教材与教授法上。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用了两倍多的篇幅对此两问题进行阐释，这是否也证明了胡适对于古文教学的更加重视呢？

首先胡适阐述的是他关于“国语文的教材与教授”的主张。

胡适将“国语文”的教材分为三部分：“一、看小说 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胡适自己公开表示过，自己早年许多知识的获得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读小说的来的。[6](p248)正因为胡适童年曾经在小说那里得到许多好处，所以，胡适特别重视小说在知识传授方面的作用。而且胡适还将小说的地位提高到“国学”的地位，与传统中的经史子集并列，（见《国学季刊》意见书？）胡适不仅提高小说的地位，将读小说的成功经验广为传扬，在此更进一步将通俗小说列为中学生国语教材。并不厌其烦的举例说明哪些小说可为教材：“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园》《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救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印记》《读侠印记》等等。此外有好的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这些小说，虽然，在近代以前没有得到其相应的学术地位，但却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也不应忽视的重要一部分。胡适在此向中学生大力推荐，无疑具有宣扬国学普及国学的用意和作用。“ 二、白话的戏剧 此时还不多，将来一定会多。”“三、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 ”胡适认为，中学生“在两级小学已有了七年的白话文，故中学只教了长篇的议论文学术文，如戴季陶的《我的日本人观》，如胡汉民的《习惯之打破》，如章太炎的《六书》之类”[6](p243)很明显胡适希望逐渐引导中学生学术之路。

胡适用了更大的篇幅来阐明古文的教材与教授法，是阐述国语文教材与教授法的篇幅的两倍还多。

实际上，在国语文的教材中，胡适为中学生开列的明清小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阅读并学习这些小说无疑为古文教学打下很好的基础。胡适在古文教学教材中也是从列举近代人物的文章、小说入手的。“一、------第一年专读近人的文章。”这些“近人”都是一时俊彦名家，“例如梁任公、康长素、严几道、章行严、章太炎等人的散文，都可选读。”此外，在新文化运动中曾遭受陈独秀、胡适等“新派”狠批地林琴南，其用古文翻译的小说，“如《茶花女遗事》《沾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等也被胡适列为中学生“都可以看”的教材之列。另外胡适还推举了蔡元培、吴稚晖等的散文。胡适特别指出，“平心而论，章行严一派的古文，——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等在内——最没有流弊，文法很精密，伦理也好，最适宜于中学模范近古文之用。”“二、第二、三、四学年。后三年应该多读古人的古文。”胡适将“古人的古文”教材分为两种：

“甲、选本不分种类，但依时代的先后，选两三百篇文理通畅，内容可取的文章。

从《老子》《论语》《檀弓》《左传》，一直到姚鼐，曾国藩，每一个时代文体上的重要变迁，都应该有代表。”“这两三百篇”的古文毫无疑问的包括各个时期的经史子集的精华。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

“乙、自修的古文书 ”胡适认为最重要的是这部分的书籍，“最重要的还是学生自己看的书。”胡适认为，“一个中学堂的毕业生应该看过下列的几部书：

a、 史书：《资治通鉴》或《四书》（或《通鉴纪事本末》）。

b、 子书：《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论衡》等等。

c、 文学书：《诗经》是不可不看的。此外可随学生性之所近，选习两三部专集，如陶潜，杜甫，王安石，陈同甫-----之类。”

胡适还特别指出，以前的国文教学“所以没有成效，正因为中学堂用的书只有那薄薄的古文读本。我们试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做古文是怎样学的？是单靠八九十篇古文得来的呢？还是靠着小说看古文书得来的呢？”胡适回忆自己少年时候古文知识的取得之途，“------因为我自小就爱看小说，看史书，看杂书，所以，我还懂得一点古文的文法。”胡适还认为“古文的选本都是零碎的，没头没脑的，不成系统的，没有趣味的。”因此，这样的古文教材“没有成效”。“我可以武断现在中学毕业生生能通中文的，都是自己看小说看杂志看书得来的，决不是靠课堂上几本古文选本得来的”胡适“主张用‘看书’代替‘讲读’。”道理很明显，“与其读王安石的《读 孟尝 君传》，不如看《史记》的《四公子列传》；与其读苏轼的《范增论》，不如看《史记》的《项羽本纪》；与其读林琴南的一部古文读本，不如看他译的一本《茶花女》。”[6](p247-p249)可见胡适认为选本或评论难免“零碎”“没头没脑”没有“系统”没有“趣味”，学生还是系统的读原著更有益于自身的成长。

胡适抨击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将中学生当作小孩子看待，“现在各级学堂的课程，都是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所以没有成效。”胡适呼吁“现在谈学制革命，第一步就该根本推翻这种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课程学科！”

胡适仍强调，他这个计划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两级小学生已经能做通顺的国语文之上的，反之，如果经过两级小学的学习后小学毕业生还无法基本掌握国语文，那则“是国语教育的大失败。”“学生既通国语------再来学古文，应该更容易好几倍；成绩应该加快好几倍”虽然胡适没有明讲，但实际上国语文在胡适看来这里还是中学生学习古文的工具和基础罢了[6](249)。

胡适在“文法与作文”明确指出，中学“第一年专讲国语的文法。”这不仅是将小学阶段所学的国语文做一个总结，“作一个国语教育的结束”，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有了国语的文法做底子，后来讲古文的文法便有了一种参考比较的材料，便更容易懂得了。”[6](p250-p251)胡适将中学第二、三、四年的时 间都用来讲授古文的文法。古文的文法与作文占了四年中学时 间的三年。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在胡适演讲后，不少人表示怀疑和不满，一时议论纷纷，尤其认为胡适对于中学生的期望太高了。他们认为，“若照胡适之的计划，现在高等师范国文部的毕业生还得重进高等小学去读书呢！”胡适在这篇演讲文稿的补充结论，对此回应，“我深信我对于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希望，并不算太高。”胡适指出，“从民国学校到中学毕业时整整十一年，十一年的国文教育，若不能做到我所期望的程度，那便是中国教育的大失败！”[6](p254)

胡适主张中学生大量的研读古书，虽然胡适也没有讲明其目的何在，也许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正相反的原故吧。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传统文化，古文更是“革命”的对象。但是，若果在青少年教育中，真的抛弃了古文，抛弃传统文化，那么，民族及民族文化则真的无有明天了。胡适当然明白这些。所以虽然，一方面胡适新派们可以毫不妥协的向林琴南们开炮，甚至想一口气将古文吞噬；但是另一方面，胡适却在中学教育中大力提倡古文的教学。很明显的是，通过大量通读各个时代的包括经史子集等等的代表古文作品，无疑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有一定作用。因此，胡适的演讲一经登出，便出现了不少反对声，除前面已经出现的关于中学生的教育程度的争论外，更重要的是，有人对胡适这种具有文化“复辟”性质的公开鼓动给于谴责，如当时《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发表署名“增恺”的文章——《防止复辟》指责胡适鼓动中学生大量研读古文古籍，“直是从文学的进化线上，退转回来，往死的已过的地步跑”，作者认为胡适的“全篇演讲，没有一处不带文学复辟的色彩”这样下去，恐怕将使“学术思想界顿呈不进的或退化的现象”[7](p1)

在20年代早期，不少北大教授们都主张中学生应该学习古文或国文，如钱玄同及后来人北大国学门主人的沈兼士等，都有公开发表这类文章的经历。如沈兼士在《中学国文之选授方法》中表示钱沈二人都认为“中学很有讲习古文的必要”[8](p7)可见胡适要中学生大量通读古文的主张并不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