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言

　　本文论述跨越中国近现代历程的一位学者——仓修良^〔1〕——的历史研究及其研究成果。通过他个人的治史历程，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可信赖的史学精神和方法，而且可以了解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研究的动向。

　　仓修良专攻中国史学史，其中尤其专注于清代历史理论家章学诚^〔2〕的历史学和方志学；此外，他还是一位用历史眼光来评价浩繁的文献的历史文献学家。中国史学史虽是仓先生在大学教学过程中较晚开始研究的一个课题，却成了他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他最感兴趣的是章学诚的历史学和方志学，做出了许多研究业绩，在近现代中国国内章学诚研究中发挥了领先的、核心的作用。他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

　　本文首先考察一下仓先生在治史的过程中，是什么理由促使他专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并且通过他的史学史研究成果，来探讨一下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次，考察他的方志学研究成果，以及方志学与历史学的联系和它的地位。再次，通过考察他对章学诚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探讨章学诚的为人和学问的魅力。最后，略述一下他在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

数年前，笔者曾作为交流教授在浙江大学工作，与仓先生进行学术交流时，对仓先生的口述作了整理。本文即以他的口述内容为中心，用论文的体系整理而成的。

二、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

　　仓先生于1958年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的前身）本科毕业，不久即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教书，那时他担任的科目是“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选”。1961年，杭州大学历史系决定新开设一门“（中国）史学史”课程，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仓先生。当时高等教育部的规定中，综合大学历史系都要开设史学史课。接到任务的仓先生感到很为难。事实上，他在大学里就没能学习史学史这门课。他的指导教授黎子耀先生主攻两汉史，他的家学也没给他这方面的影响。因此，在史学史方面，他和任何人都没有师承关系。

　　仓先生接受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的任务以后，听说当时白寿彝教授^〔3〕正好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他想去北师大听讲，哪怕只有一个学期也好。于是，他向系领导们提出了要求，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意。而当时去外地或别的学校进修的人很多，进修的时 间也一般为3年。他提出外出研修一个学期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对此，他无法接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于是他暗下决心，要在学科上做出成绩。黎子耀先生从两个方面给他以教导，让他深受感动。第一，黎先生在授课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擅长于谈论自己独有的观点和见解。第二点，黎先生给他提出了一个读书的要求：一年之内，用上课之外的时 间，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子、集3部通读，史部精读并对要点部分加以整理。实际上，黎先生这是把治学的捷径和方法教给了他。此后，仓先生读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对老师的用心才大为醒悟。因为王鸣盛在书中提到：“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4〕他还说：“目录之说，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5〕以后，黎先生又要求仓先生翻阅浙江省图书馆和杭州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宋代全部的宋人文集，凡和史学相关的文章（内容）要做索引。黎先生虽然没有明说，但这些都是做学问的基础的、必需的方法，是以后做学问的基本功。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仓先生逐渐发现：方志学和谱牒学原本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分出的两门“旁支学问”。进一步对章学诚的学问进行深入研究以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章学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还是著名的方志家，是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浙东史学的殿军。”这样章学诚就成了仓先生的主要研究对象，早在1962年初，仓先生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章学诚与方志学》的论文。出人意料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出现了编修地方志的高潮，仓先生的上述论文成了编写者必读的文章，到处被翻印。1964年下半年，学术界风云突变。当时全国正在搞“四清运动”^〔6〕。大学的师生们也都必须参加到运动中去，而参加之前，首先要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和清理。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仓先生成了清理的主要对象，受到了整整三天三夜的批判。当时给他定的罪名是：“一天到晚写文章鼓吹封建文化，美化封建人物，追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毛泽东思想。”

　　原来，仓先生喜欢和一些元老教授探讨学问，这些人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系，还有中文系乃至校外的元老们。例如，他常常向陈布雷先生的弟弟陈训慈先生和夏定棫先生等请教。而每当上海的谭其骧先生来杭州，或者仓先生去上海时，仓先生一定拜访谭老，向他虚心求教。

　　但是，可能有许多人会问：为什么说仓先生反对毛泽东思想呢？话得从1963年5月他在《江海学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起，文章题目是《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其中有如下内容：

　　正因为他考订精详，故书中有些记载，竟比经过实地考察所得结论来得正确。众所周知，徐霞客是以实地调查考察而著称，西南诸川的源流，他就曾实地进行考察，他却没有能纠正《大明一统志》有关记载的错误。而顾祖禹没有身历其境，目所未击，就靠他依据文献记载所做精详考订，所作结论反比徐霞客身历其境进行实地探索的记载来得正确。^〔7〕

　　这是历史事实。谭其骧先生在纪念徐霞客逝世300周年的文章当中，也指出过这一事实。批判仓先生的人却抓住上述引用内容，进行集中炮击，说这种说法“是违反（毛泽东）实践论的”，“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仓先生被剥夺了辩解和反驳的权利。那么，这真的是与实践论相背离的吗？谭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发表文章指出：要研究历史地理，依托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理由是：历史时期的地理，时 间一久，经过千变万化，早已面目全非，依据实地调查来解决问题，是很难的，因而只有依据文献材料。实际上，许多文献正是前人实实在在的经验的记录，可许多人往往忽略了这一事实。他们只认定自己的实地调查研究，而否定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实际上是不稳妥的。历史学的先驱者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现在看来是历史文献，但其中的许多史料，都是当时经过实地调查和访问而得到的事实。谭、仓二位先生得出的结论就是：历史的长河给现场带来了许多的变化，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宁可相信历史文献是更加真实的。

　　在对仓先生进行那样的批判之后，又给他戴上了一顶“白专”典型的帽子，说他不关心政治现实，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当时，读古书（即历史文献）的做法被看作犯法行为。因而，作为历史文献研究家的仓先生当然也就成了罪人。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受到批判以后，仓先生就像变了另外一个人。“四清运动”结束以后，各工作队都评出了所谓的“五好队员”^〔8〕，在工作队里，分明有人对仓先生提出了高度评价，但回学校以后召开的庆功大会上公布的“五好队员”名单里却没有他的名字。以后，仓先生对他的朋友说：“‘文化大革命’虽然开始于1966年，但就我的情况而言，1964年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文革”开始前的“四清运动”时，他已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文革”一开始，仓先生首当其冲，陷入了大批判的泥沼。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向他袭来，说仓修良是“复活封建主义的吹鼓手”，“复辟封建主义的急先锋”。其理由当然是他研究史学史和方志学，自然“使古人和死人复活，美化封建文化”。

　　1974年夏天，仓先生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历史研究》的复刊工作。《历史研究》在“文革”开始后就停办了，现在按毛泽东主席的要求复刊，不久之后，主席夫人江青指示科教组的爪牙对此事进行监视和管制，复刊突然变成了创刊。编辑刊物期间，在讨论许多重大问题时，仓先生发表的意见，经常和当权者的相互抵触，有些甚至犯了“四人帮”的忌讳，这些分明都成了他的罪状。正是深处这种逆境的情况下，他离开编辑部，回到了杭州。然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所在的历史系的几名教授找机会整治他，诬陷他说：“仓在《历史研究》编辑部的时候，是‘四人帮’的黑爪牙。”在他们的压力之下，仓先生写的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也不能在学报上发表。

　　熟知仓先生的北京学术界的许多朋友都非常关心他的处境，希望他尽快摆脱困境。《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迅速地发表了他的《从章学诚的史德谈起》和《顾祖禹生卒新证》两篇论文，期待着他从政治上得到解脱。但是，尽管朋友们尽力帮助他，“江青反党集团”被粉碎以后，他还是成了“干校”的劳动者。值得庆幸的是，在“干校”两位有正义感的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他成了专门饲养鸭子的“鸭司令”。虽然身体劳苦，但有一个清静的环境，白天一边放鸭，一边看书，晚上可以作他的研究工作。后来发表的许多论文和文章都是这个时候写成的。还是他在“干校”的时候，全国有十个大学参加的中国古代史编纂会议在杭州大学召开，系领导通知仓先生参加会议并参与编纂工作。他坚决地拒绝了，当时提的理由是“我现在仍是‘干校’的人”，这话的话外音是：“你们没有推荐我的权利”。因为此前系内某人无法无天的暴行使他产生了对抗情绪，他的心情至今仍不能平定。但是，他向“干校”请了三天假，赶回杭州面见了几位参加会议的朋友。当时他们劝告他不要再继续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理由是花费很多心血与费用，却不能取得及时的、很大的效果，即使付出努力也不能让系领导满意。同时，他们提出让他选择某一朝代做研究对象，下三到五年的工夫就可以取得肯定性的成果。当然，对朋友们的关心，他十分感激。事实上，从1964年开始有人提出简化大学的教学科目，史学史成为被简化的对象。他也改换了教学科目，教授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选。只是他自己认为，如果不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话，他将无法立足于世，因为他对这一学术领域产生了兴趣，并认为这是一门重要的学问。由此，他说服了他的朋友，向他们表示了自己研究史学史的强烈的愿望。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不同的学术领域都有它自身的历史，为什么历史学反倒没有自己的历史呢？！即使今后大学历史系不再开设这门课，他自己也要进行研究。实际上，从1964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至今，他一直没有中断过史学史研究，因为他当时一直盼望着不久以后大学的学术机能就能恢复，史学史学术领域也会起死回生。

　　1979年春，仓先生去桂林参加学术会议时，遇到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有关编辑。当他们得知仓先生研究史学史、且已经撰写了部分讲稿时，便请他将讲稿补充修改之后交给他们，他们将尽快出版。仓先生回杭州以后，即倾尽全力，用了不到2年的时 间，于1980年国庆节前夜完成了47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这部书终于在1983年上半年得以出版。该书出版之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中国史学史专著”^〔9〕。因为该书读起来容易，也就是在叙述上不过多引用原文，而是用简单的日常用语来叙述它的主要内容。即使拿20年以后的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他的书中仍可以发现不少与他人相异的观点；不仅如此，从书中多样化的体系和丰富的内容上，与其他书相比也毫不逊色。这正是他引以自豪的。他在该书的《后记》中这样披露了作者的心情：

　　史学史和其他学术史一样，又它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中国史学史，就是要研究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并找出它发展的规律，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如史体的演变、史著的产生、史料范围的扩大等），而且表现在内容上（如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传统等）。可是过去一些史学史著作，大多只注意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实际上只不过是历史编纂学史。本书企图从两大反面进行探索。^〔10〕

因此，对史学史的分期问题完全避免了仅按朝代来划分的做法，而是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的自身发展的特点”分成了四个时期。这就把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这条长河当中进行研究，把史学思想和产生它的当时的社会背景自然地联系起来了。^〔11〕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是：过去的史学史著作大部分对明清两代只作比较简略的叙述，他的“简编”却倾力于明清两代的叙述，在总体47万字当中明清部分占了2/5的篇幅。近来被认为是大学问家的王世贞^〔12〕在“简编”中是当作野史的大家来写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也一起被放到历史思想家的主要位置。明清时期野史高度发达，但是以前的史学史只有极少数人把它作为主题来论述。浙东史学、乾嘉史学等也被当作重要的史学流派，辟出专章加以论述，这些都是对以前忽略明清时代史学的一贯做法，进行重大变革、增加比重而做出的努力。仓先生对许多史家和史著早已分别进行研究，并陆续有论文发表，因此在不到两年的时 间里，他就完成了“简编”原稿的撰写^〔13〕。“简编”一书正是他对中国史学史崎岖波折研究的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