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MianFeiLunWen.com 免费论文网 2006-12-17 18:2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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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初期，由于政府继续维持革命时代的“劳资协商”政策，私营工商界情绪逐渐稳定，并主动配合政府贯彻各项政策。政府为迅速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采用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措施“援助”私营工商界。但私营工商界经济好转之后，出于对利益的本能追求，对政府“援助”采取了或明或暗的抗拒态度。政府出于现实考虑，主动妥协，进行了多次政策调整。但政府的妥协并不意味着原谅私营工商界的“不忠”。1952年初，国民经济初步恢复之后，政府发起“五反”运动，以打击“五毒”行为的名义对私营工商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通过“五反”，私营工商界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以前者的屈服而宣告终结。从此，私营工商界完全转变经营方向，成为政府社会改造战略的忠实配合者。
[关键词]：私营工商界/政府/抑制/抗争/思想改造
关于建国初期政府对私营工商界的利用与限制，学界已有诸多论及，但总体来说，其研究深度和视角仍存在某些欠缺，主要表现为：一、主要集中于梳理国家对私营工商界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方面，①且偏向宏大叙述，缺乏对具体细节的阐释；二、忽视私营工商界的态度及其回应，②将私营工商界视为完全被动的改造对象，从而使政府与私营工商界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事实上，建国初期，政府的工商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私营工商界也并非毫无作为。两者之间有一个相互制衡、相互妥协的变迁过程。本文拟以建国初期私营工商界与政府间的关系为视角，重点考察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细节变动及其制衡因素，私营工商界对国家强力调整的态度演变及其回应等，以丰富对国家与私营工商界间关系的认知。
一、政权交替与私营工商界的“去留”
抗战结束后，中共根据地一度出现过激的工商业政策。乱罚款、乱没收、工资过高、机关排挤等现象经过国民党有意渲染，使国统区的工商界误以为共产党真得“共产共妻”。随着中共步步推进，他们对中共的恐惧与日俱增。中共中央发现问题后，及时进行了调整。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在此原则指导下，中共一方面通过媒体阐释保护工商的政策，另一方面也通过地下工作者对有头有脸的工商人物进行游说和劝说，许诺短期内不会“共产”。事实证明，游说和劝导工作在资本家阶层中获得了相当的成效，一部分人抛弃忧虑，留下来参与新政权的建设。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主动布置迎接中共事宜，重庆银行同业公会理事长与重庆市商会理事长蔡鹤年秘密成立“迎接解放军筹务小组”，西安市临时商会会长薛道五为中共军队购买面粉便是突出的例子。[1]（p48-50）
不过对于大多数上层工商业者来说，即使接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承诺，私下里仍然半信半疑，惶惶不安。“他们还完全不相信我们的保护工商业政策，他们还怕我们‘只说不做’，怕贸易自由没有保障，怕工资加得太重，怕工人斗争，怕雇佣不自由，怕税收没有底，怕手续麻烦，怕支前差事影响私人运输，怕农村的反霸斗争牵连到他们身上，怕公营企业把他们‘并吞’、‘排挤’。此外，还怕将来共产，怕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不如我们所说那样长久。”[2]（p239）在恐惧心理支配下，“少数人则抱着‘吃光、用光、蚀光’，散厂了事的态度。有的趁市场混乱，进行套购抢购，投机倒把。极少数人进而抽逃资金、设备，以至逃亡海外。”[1]（p55）天津解放后，军管会、市政府有些领导人几个月没有理会资本家，报纸也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资本家如何不好等，使得私营工商界“越来越恐慌”。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向毛泽东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3]
一般中小工商业者受不到中共的“特殊照顾”，不了解内情，对中共接管城市更是充满了疑虑。济南解放后，一位百货商店老板在座谈会上问市委书记刘顺元：“济南解放以后，工商业者是否会像农村的地主一样被斗争，财产是否要拿出来平分？”[4]（p213）其实，商店老板的担心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当时几百万中小工商业者心态的缩影。
为了稳定私营工商界的恐惧情绪，中共高层和各大城市军管会迅速召开会议，解释新政府的工商政策。刘少奇到天津视察时表示：“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5]（p204）陈毅在上海表示：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3]刘顺元在济南表示：“平分工商业是对社会不利的，中共从来无此主张。如果有的工商业者农村有土地，那就要遵守政府的法令，实行分配；但是绝对不许侵犯工商业，决不会叫工商业者回去被斗争。”[4]（p213）向明在青岛示：“在中国现阶段来看，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问题，故对私营经济必须给以发展的机会，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一概予以保护。但我们反对投机取巧及囤积居奇的那些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如洋钱贩子必须禁止。”[6]林彪在武汉表示：“我们的政策是要大力发展私有经济而不是限制它不得发展”。[7]（p114）新政府表明工商政策后，各城市私营工商界的恐惧情绪逐渐散去，开始主动配合中共接管工作。①
在私营工商界配合下，城市接管进行得非常顺利。接管完成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商业恢复。由于常年战争，各地工商业已基本陷入破产境地。以工商业最为集中的上海为例，原料来源缺乏，棉纺业平均存棉不足一个月，每星期开工只有3昼夜；产品销路不振，工厂普遍有货卖不出去；成本与售价脱节，制成品贬价销售，尚没有人要，工业品与农产品之剪刀差，工厂商店普遍亏蚀。[8]（p31）为渡过经济难关、恢复工商业，各地政府采取了诸多积极措施，譬如上海工商部门代私营工商业主向业务机构“代洽收购成品（火柴业、针织业等中小工厂），介绍他们去申请原料配给（如解决橡胶业的汽油问题）和运输优势（如迁厂可半价等），以及反映资方的困难，协同劳动局处理劳资纠纷”。[8]（p32）1949年北京市花纱布公司向私营染织业收购和以原料换成品的布匹，占该业总产量的54%；上海市花纱布公司以代纺代染、短期定货、收购等方式维持了全市2/3以上的私营纺织染厂；天津市粮食公司对私营面粉业的加工占该业生产总量的70-80%.[9]（p107）一方面生产经营开始好转，另一方面受到新政府各个方面的照顾，一般资本家的态度亦有所转变，大都认为“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稍具头脑的”，意识到“大局已定”，开始主动与新政府合作。[8]（p33）
但是，由于私营工商界和政府都缺乏足够的相互信任，所以其合作非常脆弱，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诚信。1949年下半年的物价飞涨终于导致了双方关系的恶化。在这场风波中，惯于投机的资本家各显神通，企图象民国时期一样凭借聪明谋取暴利。但他们精明的脑袋打错了算盘。新政府最痛恨的就是“不劳而获”的商人，也最不能容忍私商投机行为。更何况新政府立足未稳，投机行为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国民党“捣乱”而视为“政治事件”来处理。果不其然，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部门和各地政府按照中央意旨，一方面调剂资金和物资“以毒攻毒”，另一方面直接封锁证券大楼，逮捕投机分子。①政府的软硬兼施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资本家们不仅亲身体会了中共的政治威力，也真正认识到中共与国民党的统治区别。有投机倾向的开始收敛，规规矩矩做生意的则更加约束自己。大多数人都努力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言行，适应新政权下的新生活。长沙的工商界甚至主动组织了参观团到华北、东北的大城市访问，了解老解放区工商业的新动态，学习老解放区工矿企业的管理经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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