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与其影响下的同事和学生，如比尔德、贝克、巴恩斯、肖特威尔、海斯和桑代克等，一起组成了在二十世纪上半期风云全美的鲁滨逊新史学派。本文拟就其治学风格、治学差异作一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共同的治学风格

鲁滨逊新史学派在治学风格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具体说来，它们是：

积极入世的态度。从鲁滨逊、比尔德、贝克到肖特威尔、巴恩斯、海斯、桑代克，都抱着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他们都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力主历史学为现实社会服务。

例如，鲁滨逊积极参加当时美国的进步运动，利用历史学开启民智。他曾经担任美国教育部的学术委员，负责审查中学生的历史教育，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主持过全国大、中学校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二十世纪初，鲁滨逊提出，“历史学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满足我们急切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及其同伴，以及人类的诸多问题和前景。”[1]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与比尔德合写的《西欧史大纲》的序言中，他继续坚持这样的观点，作者所谈该书写作目的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作者公开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而写历史，而是为了弄清今天的世界。如今世界，只有通过历史才能理解。为了能使我们跟上自己的时代，对过去两个世纪进行精心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2] 还说：“历史学至少可以烛照我们现实的困境和混乱。”[3] 在历史学的现实作用中，他看重的是促进社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在《新史学》中说：“我们并没有利用始终一致的方法去培养青年男女的进步精神，并没有使他们明白他们肩负的责任——那种向前看和进步的精神。他们所受的教育大部分是抽象的和古典的；我们至今还不敢将教育和生活结合起来。他们所读的历史并没有使过去给他们一种教训。他们从小就养成尊重过去而不信将来的心理。这样，我们的教育岂非不但不能作为改进的路标反而成为进步的重大障碍了吗？”[4]

再如比尔德，他是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获得的荣誉有：1926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 1933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1948年国家文学艺术署颁发的“突出成就”金奖。他同样主张历史学要 “给予学校里的男女生们关于他们作为公民生活和参与其中的社会的‘现实的知识’”，而“实际的知识最好是通过被称为‘历史研究’的而获得。”[5]

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充研究的方法，是这一学派的第二个特征。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扩大历史研究范围，扩充研究的方法是鲁滨逊的一贯做法。正如有人所云，“早在1912年，著名的史学家詹姆斯·哈维·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就已呼吁他的同事们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其他领域，探索新技术，发展新方法，扩大他们对历史进程的性质所持的看法。”[6] 巴恩斯更是一个主张历史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吸取方法的史学家，他的《新史学与社会研究》就是这一主张的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关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他都做了阐述。其中谈社会学作用的论述最为典型，认为“历史学必须重重依赖社会学，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为学者提供重要的视野广度、适当的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知识·····历史学家只有被训练成社会学家，才能希望成为成功的综合的历史学家，尽管每个人付出的努力的作用和主要研究领域可能是互不相同的。”[7]

这一派不仅在理论上如此主张，而且在实际中这样做了。鲁宾逊致力于欧洲思想史的研究，巴恩斯关注欧洲的巫术和科技史的发展，肖特威尔重视劳工史文献的编撰，比尔德抓住政治军事史背后的经济因素，贝克条理《独立宣言》所包含的思想的内在理路，这些是人所共知的。

鲁滨逊的其他一些学生也采取这样的做法。例如蒙恩，他的《法国的劳工问题和社会天主教运动》是关于劳工和宗教的。其《帝国主义和世界政治》看似写政治和战争的，实际上它叙述了十九、二十世纪，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的动机、目的、历史和影响；他的着眼点是研究外交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力量，指出产生于1914年战争的观念与利益已经引起了许多战争，而且这些战争还在很大范围内继续着，因而这本书并不是围绕战争本身展开的，而是以观念和利益问题为中心的。再如沙比罗，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其学位论文《社会改革和基督教改革运动》。其他著作有《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它的意义和历史》、《近代欧洲社会不信回教运动》、《危机中的世界：20世纪政治和社会运动》，这些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他所编教材《现代和当代欧洲史》，改变传统的欧洲编年史的突出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进行一些主题叙述的做法，对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和军事史、政治史进行综合的叙述；因而工业和农业革命及其对近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影响，被过去史学家忽略的文学史，对各国芸芸众生的观念和生活发生了深刻影响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女权主义等，成了本书关注的对象。

这一学派的第三个特征是，既重视史料的搜集，又强调历史的解释；既要把历史学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又提倡发挥主体的能动意识。

例如鲁滨逊，很重视史料，他说：“我们所有关于过去事情和情况的信息必须来源于某种证据。这种证据称为史料”，[8] “在这一领域专门化的真正可信的历史学者应该进步去看原始证据，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9] 他批评流行的轻视史料的态度，“然而我们当中流行的历史知识不是来自第二手史料······而是来自教科书的阅读、百科全书、故事、戏剧和杂志上的文章。通行的手册和文章一般由对原始史料不知道或知之甚少的人写的。因此它们甚至依即使据最好的第二手的叙述，那至少也是第三手史料。” 吉本为了写《罗马帝国衰亡史》，做了大量的材料搜集与整理工作，这在理性主义史学家中是突出的。尽管如此，鲁滨逊还是不满意，批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仅仅是对其他人记录的记录。因此它不是第一手而是第二手的史料。”[10]

但是鲁滨逊同时强调历史学家对史料的解释， 正如有论者所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多年里，当鲁宾逊‘越来越对大学围墙外的世界感兴趣时’，他对无用的历史事实的不满明显地增加了。作为一个社会改革者——他偶尔否认存在的一些东西——他希望过去的事实服务于现实的需要。他在其主席致辞中抱怨，历史学家，尽管他积累了大量的事实，崇拜在原始史料中被揭示的事实，已证实不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激烈时期的俗人要明智。还有，当鲁宾逊批评那些按照战时气氛阅读史实的人时，他一点也没批评那些依照二十年代阅读过去事实的人。提倡那种把过去与晨报相联系的历史学，他鼓励史学家从过去选择来解释现实的事实”[11]。

再如，连有着强烈的相对主义思想的比尔德都承认，“‘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还是对的。知识仍然通过目录学的、详尽的研究、证实和检验的方法获得。” [12] 他同时强调历史的解释，关于其中的原因，他认为，历史作品反映了时代、国家、种族、阶级或者阶层的精神，这样历史研究的主体对史料是有所选择的，他们的偏见、成见、信仰、感情、通常的教育和经历，特别是社会和经济的经历，是影响历史写作的。“所有写出来的历史——村庄的、城镇的、农村的、城市的、国家的、种族的、集团的、阶级的、思想的或者广阔的世界的——都是对事实的、关于过去实际被记载下来的碎片的选择和组织。而且这种事实的选择和组织——一种被结合在一起的和复杂的知识分子的行为——事实上是一种选择、确信、关心价值的解释，事实上是一种思想。人们知道无数的和超乎推测之外的事实，但是事实没有选择它们自己或者使它们自己自动进入某种史学家脑海里的安排好的固定的主题。史学家在思考的时候事实就被他选择和排序了。” [13] 因此，“许多史学家都津津乐道其作品，说他们的事实仅仅是依据内在的需要选择和组织的；但是持这种立场的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对其他人的著作表示同样的正确性和肯定性，除非后者的爱好符合自己的样式。”[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