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MianFeiLunWen.com 免费论文网 2006-12-17 18:2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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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蒙文通先生治史最重通识，曾提出“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名言，主张通过多读前后左右之书来认识特定的学术思想。但这与传统的博览取向和现代的跨学科取向均不甚同，而是有意识地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同时侧重其学脉渊源和时代精神。一方面，不因史无明文就以为实无其事，当尽量寻觅蛛丝马迹，以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上“空言”和“行事”的紧密关联，以因事证明的方式将相关时段的制度和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以见其全貌。 关键词：蒙文通、史学方法、论世知人、思想史、学术史 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里，政治史几乎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普通话”，其余各专门史则有些像各地的“方言”，要保全自身也多少带点“草间苟活”的意味。近年的趋向则相反，政治史雄风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掺入其他专门史的“方言”风味。在近年中国大陆处于上升地位的各专门史中，思想史是其中之一。1 而思想史应当怎样研究，也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2 多数人似乎希望思想史的研究更开放而非更封闭，蒙文通先生对此亦早有论述和实践。 蒙先生治史最重通识，所谓通识，涵盖今人所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由纵的一面言，蒙先生尝据孟子所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提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而史学“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更要能“明古今之变易，稽发展之程序。不明乎此，则执一道以为言，拘于古以衡今，宥于今以衡古，均之惑也”。总之,“必须通观，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然后可以做到“言古必及今”而“言今必自古”。3 在横的方面，蒙先生的名言是“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同一时代之事，必有其“一贯而不可分离者”。他一向以为，中国历代“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故唐代古文运动之兴起，也因为“有天宝、大历以来之新经学、新史学、新哲学，而后有此新文学”。4 换言之，同一时代的思想学术是相通的。这里所谓相通，既有学术、思想观念之间相互支持的一面，也包括其间的对立、冲突和竞争。 或者可以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和“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二语，形象地代表了蒙先生提倡的前后左右治史方法。5 近人欧阳竟无曾说，他读佛教俱舍，三年而不能通。后遇沈曾植，指点其“当究俱舍宗，毋究俱舍学”；欧阳氏归而觅俱舍前后左右之书读之，三月乃灿然明俱舍之意。蒙先生尝以此为例，强调读书当“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6 这样的读书方法其实也就是蒙先生治史的一个主要特点，不过其探讨史事的“前后左右”往往远更宽广。 中国治学传统本推重广博，有“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说法。汉代儒家“定于一尊”后虽有排斥“异学”的倾向，似未从根本上影响到崇尚淹博的学风。王安石便注意到，蜀人扬雄虽曾表示“不好非圣人之书”，其实他对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尤其传世之经书不全，若仅“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王氏自己也是“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7 胡适在引用王安石的主张后进而提出:“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他举《墨子》为例说，“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论理学、心理学……等，懂得《墨子》更多了”。故“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胡适以为，读书“不可不博”，即“什么书都要读”，这样才能“加添参考的材料”，知识广博而后“读书时容易得‘暗示’”，可触类旁通。8 类似观念在民初学界并不少见，王国维便曾说，“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9 顾颉刚也指出，“各种学问都是互相关联的，他种学问不能进步到相当程度，一种学问必不会有独特的发展。同样，一种学问里面的许多问题也是互相关联的，他项问题若都没有人去研究，一项问题也决不会研究得圆满”。譬如孟姜女一类传说的故事，各处皆有，若进行广泛搜集，并将各种故事同时整理研究，则可生互助互补之效，“许多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都有解决之望了”。10 不过，这些关于博览的论述多近于今日所谓“跨学科”的含义，而沈曾植关于“俱舍宗”和“俱舍学”的区分，却不仅意味着广读他书而已，更隐约提示着一个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的取向。11 蒙先生将此提升到意识层面，对思想学术的社会视角有着相当切要的论述。他明确提出:“衡论学术，应该着眼于那一时代为什么某种学术得势，原因在哪里？起了什么作用？这才是重要的。”比如以黄老和今文学为代表的“献印⒖鬃又Ш我栽诤捍绞ぐ偌抑?rdquo;，这一大问题就当从其得势之原因和所起的作用着眼；“从这里看孔、老，似乎比专就孔、老哲学思想看，更有着落”。12 韦伯(Max Weber)在其所著《古犹太教》中一开始就说，他无意“展示什么‘新’事实和‘新’见解”，与既往的同主题研究相比，该书“若有什么是新的，那就是社会学的提问，并且在此提问下处理事情”。13 这部分体现了一种谦逊的态度，但也明确指出，该书的新意正落实在提问层面之上。在中国上古史这样的领域，当基本史料是个常数时，史家提出的问题不同，他实际可能“看到”的史料就不必同，其所使用的材料亦然。从思想学术的社会视角看问题，是蒙先生治史取向的特点之一，下面试申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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