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为了繁荣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明确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此后的一年时 间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贯彻这一方针。遗憾的是，这一方针只实行了一年的时 间便被中断，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原因作一点简要的分析。

原因之一：党内对「双百」方针的认识不统一

　　在「双百」方针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亲笔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最初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

　　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基本的方针完整提出，则是1956年的事情。这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扩大会议上对此进行讨论。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前一阶段文艺界和学术界所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1

　　「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广大知识分子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对此报以热烈欢迎。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说：「我们科学界所以衷心地欢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因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道路。」2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表示：「我们搞科学工作的人，百分之百的赞同『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要科学发展，就应该做到自由论争，『百家争鸣』。不这样，思想就会僵化，科学还哪里会发展。」3

　　但是，对于在这一政策的看法，在党的干部队伍中，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其中有不少人对此心存怀疑和忧虑。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干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二是过去的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的中间却有些界线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要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三是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

　　这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有的甚至还以编者按的形式赞成陈其通等人的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月28日的《旅大日报》在转载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时，编辑部还在按语中说：「这篇文章提出了当前在文学艺术战线上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引起了文艺界及有关方面的广泛注意。在我省，日前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召开的文艺编辑座谈会曾经讨论了这篇文章。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也是及时的，文章中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是正确的。」这些事实表明，对「双百」方针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者并非只是个别人。毛泽东也一再说过，高级干部中不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多数，赞成的是少数4。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上海市委的一位负责人说，「百家争鸣」缺了共产党一家；北京市委的一位领导干部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1956年是唯心论抬头，唯物论的鸣声不高，向科学进军后，知识分子开始钻研业务了，但尾巴也翘起来了5。

　　1956年底1957年初，有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信，认为「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攻，说甚么1955年是无产阶级思想向资产阶级思想总攻击的一年，1956年是资产阶级思想反攻的一年。资产阶级思想获得了苏共二十大的援军，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其具体表现是唯心主义解放了。此人还说，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除了鼓励争鸣外，没有能解决唯心主义长期存在对人类的祸害问题，因此思想界很混乱，甚么人的主观意见都说是「百家争鸣」。

　　在那些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人看来，「百家争鸣」中，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其他九十九家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让这九十九比一，「鸣」的结果，很可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甚至是资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他们还认为，多少年来一直提倡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可是，「百家争鸣」一来，唯心主义也获得了「争鸣」的资格，而他们又认为，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其世界观本来就是唯心主义的。因此，「百家争鸣」将会使唯心主义呈日益泛滥之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将变为一句空话，而且随著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鸣放出来，局面将不可收拾。正因为如此，「双百」方针提出之后一段时 间，「百家争鸣」的局面并未真正出现。

　　尽管1957年春毛泽东对为甚么要实行「双百」方针作了多次讲话，并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作了公开的批评，但党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并未真正统一。随著反右派运动的开展，相当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将「右派言论」的出笼与「百家争鸣」联系起来，认为都是「百家争鸣」闯的祸。所以反右派运动后，「双百」方针作为一句口号还在使用，但实际上已不可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

原因之二：对「双百」方针理解的偏差

　　1956年大力倡导「双百」方针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体制的许多弊端，其中包括针对文艺和科学工作的种种清规戒律造成的对知识界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挫伤。党的领导人在试图走出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除了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外，在思想文化建设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提出在文学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百家争鸣」。尽管这一政策所允许的对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宽容，并没有超过1954年通过的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但这一政策的提出，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文艺的粗暴干涉和对科学研究随意贴上政治标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对此前片面强调学习苏联且一味强调要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但是，应该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提法，虽然在建国之初就已出现，但把它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是1956年4、5月间才正式提出的。而这个方针的提出，党内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酝酿，没有通过深入的学习讨论，因而也没有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1955年，在意识形态领域，曾大张旗鼓地进行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谴责，以及对梁思成建筑设计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错误」的批判，开展了大规模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些运动几乎涉及到整个知识界。但仅过了半年，「双百」方针便提出来了，尽管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长期的思维惯性，有相当多的党员、干部一时难以转过弯来，对实行这一方针抱有某种抵触情绪。就是因思想改造和各种批判运动而颤颤惊惊、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也对此心存疑虑而不敢大胆「争鸣」。河北天津师范学院院长胡毅说：「百家争鸣是执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的一种手段。我相信今后大家对百家争鸣的顾虑会减少，但不见得会很快就全没有。」南开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郑天挺说：「一年来，可以说历史科学界已经争鸣起来了。好多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社论都提到这一点。但照我们的看法，鸣是鸣了，而比起哲学、文艺方面来说，鸣得还不够，差得很多。可以说还有顾虑。」6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则更是坦言：「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鸣放的方针，大家都很兴奋。不过有这样一种疑虑：今天我把甚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不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我所接触的一部分人也有这种想法。有的朋友谈起整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弄在里头？还有人怀疑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