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MianFeiLunWen.com 免费论文网 2006-12-17 18:26: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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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现代史不可能回避“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红卫兵”曾一度主宰过社会。如今或是由于资料原因，或是由于政治高压，学术界对这方面甚少涉及。笔者对那一段历史的神秘始终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看了诸多学者有关“文革”的文章之后，对那段喧嚣的历史以及“红卫兵”这个辉煌一时的群体有了一些了解，谨作本文，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终结
对“红卫兵”的界定，官方与学术界意见比较一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红卫兵”是指“文革”时期由青少年组成的学生组织；广义的“红卫兵”则指“文革”中包括学生在内的各类群众组织。在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会指明自己研究的对象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红卫兵”组织。
从1965年开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烘托下，大学和中学校园里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学生们普遍热衷于政治讨论。1966年5月，清华附中预科651班的一些学生就剧本《海瑞罢官》该不该“突出政治”这个话题，与校方发生争执，并引发了全校大讨论。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在北大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宋硕、陆平、彭佩云当时是派驻北大的工作组负责人。在这张大字报的刺激下，5月29日，清华附中十余名高年级学生聚集在圆明园旧址，讨论当时形势和自己的选择，大家决定今后使用与会者之一张承志曾用过的笔名“红卫兵”来集体署名写大字报，取其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称“一个势如破竹的文化大革命将在中国兴起”。清华附中的这群学生立即响应《人民日报》的鼓动，贴出了有100多人签名的大字报，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北京许多中学的学生来看大字报，然后在本校也以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声援。
紧接着，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相继出现。6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以及北京市第25中学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学生组织。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主席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此时，由于北京市委派驻大学、中学的工作组仍然对学生的激进行动采取压制态度，所以“红卫兵”组织被工作组看成是“搞地下，非法煽动群众，是非法的革命活动”，“红卫兵”组织与工作组发生了摩擦。
1966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宣布推迟高校入学考试（后来实际上停止高校招生），以便让学生参加“文革”运动。这实际上鼓励了大、中学校学生的行动。“红卫兵”组织成员坚信自己会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于是一些人在7月28号写信给毛泽东，请江青转交，结果出人意料地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于8月1日写信给这些“红卫兵”，在信中用了4个“热烈的支持”这样难得的表态。此信还被作为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在当天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毛的这一政治姿态实质上是在向全党全国宣布，对“红卫兵”组织及其行动只能支持不能打击。毛泽东运用个人崇拜营造起来的无上权威把“红卫兵”从“潘朵拉之瓶”中请了出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声称，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样的说法使许多“红卫兵”更加头脑发热，以为天下“唯我正确”，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此后，“红卫兵”组织立刻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大量涌现，“红卫兵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100多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北京市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中共高干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把一个标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戴到毛泽东的手臂上，毛泽东欣然接受并对宋加以鼓励。毛泽东的这一表示通过报纸和广播立即传遍全国。《人民日报》宣称：“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永葆革命的青春。‘红卫兵’的革命行为，是任何顽固的旧势力也阻挡不了的洪流。‘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1]
“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支持鼓励下，政治狂热进一步上升。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们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充当毛泽东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活动。同时，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制造了“红色八月恐怖”，组织了一系列抄家、揪斗“黑五类”、揪斗教师等活动，一些“红卫兵”不仅虐待殴打被揪斗对象，甚至无端打人致死。
9月5日中共中央为了组织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到北京交流学习“文革”经验，下达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和运输部门免费组织上千万人到北京。毛泽东从9月开始先后7次接见了上千万外地学生和“红卫兵”，给他们以巨大的精神鼓励。这样，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走出校门，迈向社会，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红卫兵”“造反”运动。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毛泽东通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各地“夺权”活动的早期阶段，工人“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并肩战斗”。当他们从“走资派”手中“夺权”之后，“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之间争夺地位的利益冲突就全面展开。在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影响下，“红卫兵”们本来就习惯于把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和组织统统置于对立面，这种做法受到官方文件的鼓励[2]，再加上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运用没有具体标准和政策依据的政治“帽子”，按照毛及“中央文革”的需要，支持一部分群众组织，打击压制另一部分群众组织，并且让地方驻军介入支持某些群众组织，结果造成了各地群众组织之间严重的分裂和对立，“红卫兵”组织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分裂对立之中。随着各地“造反派”因为“夺权”当中的分歧而对立、分裂，“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系”冲突愈演愈烈，甚至发展成武装冲突。不同“红卫兵”组织之间也出现了尖锐的摩擦冲突。
自从“红卫兵”组织逐渐发生分裂或变成“派性”组织，就有一些“红卫兵”成员开始反思。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摩擦冲突的发展，他们逐渐了解到这场运动的残酷性和盲目性之后，日益清醒过来，对“文革”产生怀疑，不少人因此受到打击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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