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或传播学者，习惯把探讨新闻媒介政府以及其他干预势力之间关系的各种理论称之为“媒介哲学”（media philosophy）,一些港台学者则称之为“新闻哲学”。本文拟对1956年《报刊的四种理论》出版以来，直到80年代中期的（主要是美国）的“媒介哲学”理论作出评价。

一、 报刊的四种理论

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几乎与大众传播媒介同时产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反控制的斗争。关于“媒介哲学”的一些基本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约翰.弥尔顿。在弥尔顿看来，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1]为此，他对当时英国的出版审查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

第一次对“媒介哲学”作出比较全面、系统论述的专著是20世纪出版的。1956年，弗雷德.赛伯特（Fred Siebert）、奥多.彼德森（Theodore Peterson）、和韦尔伯.施拉姆（Wilbui chramm）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以下简称《四种理论》)试图对“今天世界上所有不同种类报刊背后的哲学和政治的原理或理论”[2]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作者认为，集权主义理论最为古老，“当大众报刊出现时，大多数西欧政府都是建立在极权主义的原则上的，所以这些同样的原则也成为管理报刊的制度的基础”。[3]“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说，集权主义理论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理论，在较长的时期中，决定了公众通讯的方式”。[4]“集权主义理论，基于从柏拉图到马凯维利几百年来的独裁主义政治思想”。[5]自由主义理论是作为集权主义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四种理论》的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理论基于弥尔顿、洛克、米尔和启蒙运动“。[6]社会责任理论是《四种理论》竭力推崇的理论 。它被认为是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替换”理论，是传统理论上的一个新思想的接枝。它的理论大前提是：自由主义是伴随着义务的；而享有我们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就对社会承担当时社会的公众通讯工具的某种主要职能”。[7]“社会责任理论基于通讯工具的革命及对启蒙运动的哲学的某些行为派的怀疑论点”。[8]前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被《四种理论》描述成集权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就像社会责任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一样。这种理论体系下的报刊和传统集权主义理论体系下的报刊一样，“是作为统治力量的工具进行活动的”，不同的是它们“系国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谋求利润的动机消除了，一个积极的自由概念代替了消极的自由概念”。[9]“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基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主义的专政”。[10]

为叙述简单明了期间，我们在对《四种理论》一书的有关情况大致介绍后，以表格的形式对这四种理论的哲学根据和重要主张作一个比较性介绍，表一反映各种理论的哲学依据、表二反映它们的重要主张。

表1.《报刊的四种理论》哲学根据比照表

《四种理论》出版40年来，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梅里尔所说：“几乎所有谈论新闻哲学的文章和书籍都要提及该书，评述或援引其中的观点。”[11]

就我个人看，该书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该书的作者们坚持认为：“报刊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特别是报刊反映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的方式。”[12]因此，在考察各种报刊体系和报刊活动时，他们自觉地将这些体系和活动放入不同社会和政治结构中进行，并努力探寻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真正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再次，作者们对各种报刊体系差异作了哲学根源上的探索。不论这种探索的结果怎样，探索本身就很有意义。它通过自身的研究提高了新闻学色理论层次，为以后的“媒介哲学”研究打下了较结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四种理论”模式一直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哲学”。下面我们将看到，此后提出的其他各种模式，绝大部分都直接间接地吸收了“四种理论”中的若干主要论点或观点。

第四，被美国和许多西方人津津乐道的“社会责任论”，事实上是经过该书的系统阐发后才得以广泛传播。尽管这一理论不曾也不打算动摇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根基，但它将自由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矛盾暴露无遗，部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的不满情绪。其中有些观点对我们也有启发作用。

但是，《四种理论》毕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正如有学者已经批评的，赛伯特—彼德森—施拉姆模式将“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视为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是一种静止的僵化模式；“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报刊体系。正因为如此，一些新闻学或大众传播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媒介哲学”模式。

二、朗温斯坦模式和梅里尔的“政治—报刊圈”：表2、〈报刊的四种理论〉重要观点比照表

资料来源：两表均根据〈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的基本观点编制

1971年，拉尔夫·朗温斯坦（Ralph Lowenstein）与约翰·梅里尔（Join Merrill）合著了《媒介、讯息和人》（Media,Messages and Men）.朗温斯坦在书中批评“四种理论”模式“僵化”，“不能适用于各种报刊体系”，并提出一种与所有制形式及其哲学相关联的“双层理论”（two—tiered approach）。他认为，报刊所有制形式一般有三种：一是私人所有，靠广告和订阅费维持；二是政党所有，靠党费来津贴；三是政府所有，由国家拨款或营业费资助。关于报刊哲学，朗氏保留了“四种理论”中的“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概念及其主要思想观点，但把“苏联共产主义”改成了“社会集中主义”（social centralist）.作者认为，“共产主义”在西方人眼里本身就带有否定的价值色彩，应舍去；“社会集中主义”中的“社会”反映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社会优于个人的精神，“集中主义”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报刊思想中所包含的报刊是集体核心领导的本意。“社会责任论”被朗氏改成“社会自由主义”，以消除原概念与其内涵之间的模糊色彩，并能更加直接地反映出这一理论与传统自由主义理论 的内在联系。

表3、朗温斯坦模式

资料来源：John C. Merrill and Ralph L.Lowenstein, Media,Messages, and Men,New York;Longman,1979,P.164

1979年，当〈媒介、讯息、人〉再版时，朗温斯坦重新修订了自己的模式（见表3），在重新修订的模式里，“社会集中主义”成了现在的“社会集权主义”（social authoritarian）,其目的无非是想强调这种报刊思想与传统集权主义之间的联系；新模式中的“社会集中主义”被解释为与先前那个同样术语不同的概念。这里的“社会集中主义”要求媒介部分地归国家或公众掌握，并认为这是保障自由主义精神全面贯彻的必要条件。1990年，朗温斯坦在自己的另一部新著中对这个模式作了较全面的解释，个别地方还作了改动，但总体框架和思想都没有变。[13]

朗温斯坦的合作者，约翰·梅里尔教授首先对上述模式作出评价。1974年，梅里尔出版〈自由的律令〉（The Imperative of Freedom ）一书，书中认为，朗温斯坦模式比“四种模式”“更成熟、更符合实际”；同时，他指出了该模式的两大缺陷。第一，梅里尔认为，朗氏的“社会自由主义”概念本身是矛盾的，因为“社会的”包含着“集体”“集中”“指令”等意思，一个个哲学概念不能同时表述自由和集中两层意思。第二，在梅里尔看来，朗温斯坦模式和“四种理论”模式一样，都是把集权主义作为一极而把自由主义作为另一极来建构理论体系的。在这种体系里，各种理论成了一个个被人为隔开的笼子。梅里尔称这种方法为“鸽笼式”的建构方法，提出“它实际上假定各种媒介体系间相互排斥、彼此独立”，显得有些僵化。为此，梅氏在书中提出一个“政治—报刊圈”(political —press circle)，这是一种将自由主义置于一个闭合圆圈的上端，而将集权主义置于下端的动态模式（见图1）。

在该模式中，“四种理论”实际上被弱化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趋势和自由主义趋势。它们在观念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彼此经由“国家主义”而相通的路径：从自由主义方面看，朝“左”，通往社会主义，向“右”则通往资本主义；集权主义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