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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思考和认识的一种重要方式是通过类比获得启示。无论自然现象抑或社会现象，其发展的过程，或其生命轨迹，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使人想到原子链式反应。 原子链式反应一开始是可裂变原子在少量中子的冲击下进行分裂。从理论上讲，起始阶段，这一反应是可控的，因为中子数目很少，因此涉及裂变的原子不多。但由于裂变原子本身会产生中子，这些中子又会冲击原子核从而导致新的裂变，因此在机制上链式反应是一种不断以幂级数速率加速的连锁反应。除非人们有控制反应中子数的办法，否则反应将很快失去控制，裂变反应将变为非可控自主行为，造成核爆炸。 这里关键是对中子数的控制。人们通过加入石墨棒吸收中子的办法来控制链式反应的过程。正是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和平利用原子能。由此，技术为社会和人类所用，人类对技术显出主导性。 关键是，是否任何技术（精确地讲，是所有技术带来的总的结果或后果）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链式反应），我们都能找到一种控制力量（石墨），使人类掌控最终的主导权？事实上，当我们考虑技术和社会的未来时，技术的图像已不再是单个的具体的技术，而是我们这一星球的总的技术文明。我们担心的是，这种意义上的技术发展在突破某一临界点以后，就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它们仿佛获得一种超验的力量，如沸腾的岩浆般在人类文明的地表下涌动，随时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技术于是成为一种超越人类主导的自主的力量。 这种对技术发展的终极关怀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这种担忧和冥冥之中的预感，是人类发展的一种集体记忆所培育的深层忧患意识，不无宿命论色彩。 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已开始作某种有意识的努力，试图借助人类的理性和伦理对技术的发展加以引导。最明显的莫过于对核技术使用的协议和对克隆技术使用的限制。当这种对技术发展的引导归根到底不得不借助于人类自身的道德和良知、伦理和社会契约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对这种引导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产生怀疑：人类作为有个人意志的社会存在，能否做到步调一致？因为只要极少数的人另作他想，整个的人类命运就可能岌岌可危。当我们说技术成为一种超越人类主导的自主的力量时，乃是基于对人类作为整体的这种特点的深刻体验。并不是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来主宰人类，而是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甚至滥用，从原则上将是人类自身难以完全掌控的事情。 这使我仿佛见到多少万年前我们茹毛饮血的祖先。就生命力而言，他们与经过不断进化的我们孰强孰弱，殊难比较。但有一点，现代人在享受技术和物质文明带来的自动化和舒适的同时，在许多方面正在迅速退化。我们的生存不像我们的祖先，完全依赖于自身个体的生命力。相反，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为我们提供的一切，我们甚至很轻易把思想和生活都委托给我们社会的技术和文明。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Mumford大声疾呼：生活本身不应被托管。因为这意味着人们个性和自主性的丧失。那意味着，身未亡，心已死。不知道人类文明在越来越身不由己的发展进程中，会不会最终不堪一丝牵挂，蓦然间已飘荡在渺渺不归路上？ 注释： Lewis Mumford.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technics. 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5,No.1,pp.1-8 E•舒尔曼著，李小兵等译。《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东方出版社。1995年10月，作者中文本序，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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