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关系是一种资源，因为掌握某种关系资源而可能在一定局面中处于支配地位，拥有相当的权力，对于加入我们这个社会时日不久但颇具影响的力量——大众媒介而言，究竟它是如何调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关系来获取自己的权力、始终是一个并不明确的问题。特别是在考虑权力的必然取向——利益时，媒介又是在如何维持着自身的生存，或者背离传播的初衷，同样是个令人注目却又含混的话题。本文利用米歇尔·福柯等人的观点，通过5个层次分析，来澄清权力的概念，揭示大众传媒权力产生的关系基础，描绘媒介权力的形态，指出媒介运用权力时的问题以及提出我们可能的对策，以期对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权力运用的合理化提供一个清晰的背景。

［关键词］ 大众媒介 权力 解释 话语 基础 异化 平衡

法国政治学家阿历克谢曾对大众媒介作过这样一番描绘：媒介就像一双充满权力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生活，这形象地揭示了目前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当人们日渐依赖大众传媒与其生存环境建立关系的过程的同时，权力因素正活跃于人与媒介无法回避的联系之中。究竟权力的运用对于新型传播关系中人所应有的传统利益会意味着何种的建设性或是破坏性呢？此种关注构成了讨论的缘由，也构成了任何判断最基本的价值依据。

权力的解释

鉴于权力概念在今天命题中的中心地位，首先对权力内涵作澄清也就显得尤为必要。这里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力图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阐释所得以凭借的角度。以科尔曼在其《社会基础理论》一书中构筑的“信任—权威”模式为例，传统的权力分析观通常将权力视作个人基于利益的权衡由信任（尽管在具体个体上并不总表现如此）而出让对自身一定行动的控制所形成的外部管理约束机制，群体是其所强调的惟一可能生成的环境（绝对个体常常被视为绝对自由的）。人们习惯于接受该种提法， 的确， 从“社会—政治—法律”的维度考虑，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现行社会构架下政权机构、司法部门、领袖人物（直至最微观的权力环节）存在的合理性。但正如在解释“物质”概念时，仅仅描述“煤”的个性特征是不够的一样，权威图式在解析权力问题（某种程度也是核心问题）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权威模型只是权力有限的表达形式，它对权力形成的特定场合有严格要求（它规定权力双方在某一层次的明确差异和相关），当然也就难免局部的分析方法面对权力关系领域广泛而又频繁的现象时，难以应付。暂且不论纯粹暴力形式下强制性的力量对比，因为此时已无任何信任可言；即使是在和平条件下，一经形成的权威也往往具有超越协议的独立特权，某种程度上有无转让权力的约定已不是至关重要。当权力双方的形势重新调整之后（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新情境下的权威又是如何被显示的？对此，“信任—权威”的单链图解所做的应答是不及时的，反映也是不深入的。其次，由权力的出让或是放弃而产生权威的表述，不免具有同义反复的嫌疑，因而对权力的剖析是不彻底的，况且“出让”一词太容易使人联想到实体的本质的权力物质或能量正在人们之间传递着，积累着，并借此角逐出权威，从而导致人们将兴趣集中于“何为权力”的追问上，但最终类似于“什么是人”，“什么是道德”等问题一样，权力终因“问”的困难陷入无法解答的沉默。

米歇尔·福柯非传统的思维及时为权力的分析打开局面，为讨论得以继续创造契机。当人们还在固执地将权力视做获取、把握或分享、让渡的某物时，他却指出：“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种确定地赋予给我们的力量，权力是人们为特殊社会中的复杂策略境遇所取的名字。”基于权力的唯名立场，福柯将分析视点完全从权力自身的絮语转向对权力具体实施场景的考察，这使我们得以摆脱语义上的纠缠，从而引起方法论的变革。至此，权力概念的轮廓方才变得明朗起来。

福柯首先将权力认定为多重力量关系，这些关系是它们（指这些关系）借以在其中起作用并构成它们自己组织的那个领域所固有的，权力成为各种力量关系最终运用的战术。在水门事件中，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究竟会对总统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但从最终结果看，在促成总统辞职的各种压力中，媒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原因在于媒介对事件的参与及由于他们的参与所引发的一系列复杂关系，即局部事件的公众化，而这种公众化也许恰恰是置总统于不利的环境中，因为其在选民中的威信，其在维护社会成员共同价值观念中所应承担的义务，以及在党派之争中的地位都将会因为媒介的报道发生改变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毫无疑问，总统因其自身行为问题，在各种关系的综合评价中必然处于劣势，媒介却因掌握调控和公开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的能力而处于优势。某种意义上，媒介此时掌握着总统的命运，权力也就自然成为整体关系综合较量后对优胜者支配作用名义上的肯定。

福柯随后强调，既然权力是力量关系，那它就不是落入个人或集团手中而区分从属关系的东西，而是流通于权力网络行动着的东西。福柯意在表明：“从对肉体运动作最为精妙的协调的戒律到构成了陈述的最宽泛的规则都有权力的散布。”然而“权力关系并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其他各类关系”。只有在对各类关系的调度、利用和实施中，权力才以整合的外化力量呈现出来。可以想见，同样是水门事件，倘若媒介自始至终超脱于事件之外的话，纵然各种关系已是昭然若揭（正如总统自己事先预料的那样），媒介终究不可能构成压力之源。说得更确切些，只要总统游离于与媒介可能的关系之外，那么对尼克松而言，媒介就不可能是个现实的压力，因为毫无关系基础可供媒介凭借。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能够梳理出对权力的基本认识：实施着的多重力量关系。这为顺利地解构当前的命题提供了出路。大众和媒介作为我们关注的双方，它们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成为考察媒介权力形成、运用过程的要素。围绕这一点，媒介如何利用各种关系实施权力，媒介权力形成的关系基础，媒介运用权力出现的问题以及对媒介权力的反思决定了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权力的话语

在媒介权力相对于大众权力更具普遍性的条件下，辨明媒介实施权力的方式即特殊形态是认识媒介权力的首要步骤。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报道山东临沂假种子案，反映山东某种子销售部门，为谋取暴利，置国家与农民利用于不顾，掺假贩假。画面真实记录了整个制假过程，记者也对事件主要责任人的领导身份提出质疑。无论是内容的选择，编排秩序，还是符号语言的表述都体现出制作者的主观断定和评价，区别于法律对肉体的制裁，政治对利益的剥夺，媒介是在“述说”之中完成权力的实施。而将权力引入话语，在媒介所依赖的符号系统中不难找到根据。

文字、声音、图形是大众传媒开展传播活动的物质基础。各种符号遵循各自的语法规则和现实逻辑组合成文本、语言和图像传输信息，构成阅读、倾听、欣赏之物——话语。权力与话语的结合取决于话语生成的不同程度。当符号单单进行意义的现实活动而起标记功能时，符号屈从于客观实在，充当它们表征性的物质存在，任何意志都无法插手左右言语。可是语言符号的最大担当还是在于传情达意，而不是执迷于语词本身，满足于无谓的说。多数情况下，符号为积极从事于意义的意向活动开始表达。尽管有内在秩序和规律的严格管理，但语言的表述已非全然按照既定的路线行进，而是应不同的要求同时接受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新的指导，安排出微妙的言说方式。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也自行设置入话语，来应付复杂的生活情景的需要。语言的开放，使得权力意志操纵话语揭示多种力量关系，并且“逐步唤起话语符号的意象以表露情绪”，展示“质询”、“评论”等话语权。

困难的是，我们几乎无法将话语中主体意识和信息传达的两种功能明确地剥离开来，这就使媒介的具体功能界线通常变得很模糊。应该说，传输信息基本代表了媒介的本质意义，但引人注意的是，话语权的频繁使用正变成媒介的一个经常性特征，这与媒介话语的关键性特点有关，即媒介话语对公众话语的影响，对意见市场的支配作用。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越发要求人们对他们陌生的环境作出决断，人们也更迫切地需要获得信息支撑，而大众媒介在诸种途径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倍受公众的信赖。由于信息的主要源自媒介，公众对外界的了解，思想的触点也主要局限于媒介话语的界限之内，在缺乏额外的意见参照系的情况下，媒介控制了受众的看法，导演了受众的意见。正是因为媒介的态度往往能够在受众之中激发同向的反应，所以一旦事物成为媒介话语所谈论的对象，便同时被抛入公众的话语之中而被迫接受公共意见——舆论的处置。还有什么能像语言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存，那么，可以轻易控制当下语境的大众传媒对我们而言将具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于大众传媒真正需要担心的可能不是它自己看到了什么，而是到底向公众说了些什么。

权力的基础

显而易见，媒介的言谈和老师在学生品德鉴定一栏上的评语是决然不同的。差异的根源在于各自所涉及的不同关系境况。为了深入认识媒介权力的成因，对其所仰仗的种种力量关系基础适当剖析就不可或缺。令人棘手的是，个中关联错综，极难梳理出权力运行的脉络，即便如此，仍然有3种稳定的力量之源依稀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