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俗的力量

反观现时生存状况就会发现，媒介因占据了信息渠道而与我们保持着深刻的接触。出于知情的共同愿望，促成了最广泛的受众团体与传媒的联合。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生存环境瞬息万变，人们被迫多方收集信息，协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媒介凭借其巨大的传输优势和日新月异的传播能力，最大限度地迎合了人的要求而成为最佳的选择。媒介一方面博得了公众的青睐，一方面又刺激了更大信息的需求，其与受众的联系也不断得到巩固。这种形势下，一个庞大匿名的受众群便自动聚集在媒介周围。但与这种关系相比，受众内部的联系就要松散得多，很难形成统一的行动，并且由于在信息上受制于媒介而处于被动，一般以接纳意见跟随为主。反之，媒介则努力在广泛的社会问题上寻求与公众的合作，借助信息源控制引导受众，从而体现社会责任和价值。相对而言，就灵活和积极得多。受众无形之中成为媒介比较容易调动的一股潜在力量，因而传媒的细小动向都会被受众群无限地夸大，舆论就是这股力量的常见的显性特征。在一个舆论还是决定社会事务的终极力量的时代，媒介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60年代印支半岛的撤军（当然也有外交因素），70年代尼克松的下台，至今令我们记忆犹新，一切就在于媒介拥有了大众。

（二） 技术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的相当部分成就要得益于技术，尤其是现代通讯和传播技术，逐渐突破了时空限制，赋予媒介以丰富的表现手段，技术被当作最富于创造性与挑战性的工具大量加以应用，来辅佐传播过程。

但技术决非中立的摆设，海德格尔认为：“关于技术的工具的中性把握，恰好表明对技术本质的茫然无知。”技术决不是纯粹的占有之物，它可以介入人与事物的关系，改变双方的面貌，利用“隐藏在技术中的力量决定人与存在着的东西的关系”。1965年，一场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黑人反种族歧视示威游行，在经过媒体报道后，没有人认为那不是一场暴乱，事实的定义被媒介操纵的技术扭曲了。 技术本质用技术活动制造了一起典型的“技术事件”。事件中，黑人被视为异端，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概念的真实性之所以能被改变是在于根植于传媒的技术的本质面对事实时“只追求和从事在预定中被展现的东西，并从这里得到一切尺度。 因此，其他的可能性，即人宁愿更多地和始终更原始地探讨未隐藏物的本质和它的未隐状态就关闭了，以便把所需要的对展现的从属关系看作它的本质。”正如技术将“游行的意义”向受众关闭，预定了事件的“暴乱”本质，并根据这一尺度，限定技术视野，只将拳头和呐喊认作事实素材，加以编织，游行被强制性地展现为暴乱，受众也被强制接受展现的暴乱。技术本质就像“框架”，不仅划定了技术对象的范围、内容与性质，更重要的是它在技术活动中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隐蔽地渗透进入人民群众的意识，并以合法性权力起作用。”人与技术的关系已明白无误了。技术随时都会应权力意志的指示对权力的实施给予支持。

（三） 政治背景

迄今为止，政治是与媒体保持关系最具体的，所有政权形式都不会放弃媒介，因为媒介意味着舆论的主导权，这与政治统治的要求十分投合。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媒介这样紧密地将政府与它的人民联系起来，如此快捷地传播政治理念，灌输意识形态。与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力机构相比，媒介在营造政治气氛，维护政治环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显得不可或缺。而对于媒介来说获得政府的支持也是顺利开展活动的保证，因此在与政权机构配合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努力，至少是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谨慎。

权力的异化

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所以媒介运用权力时是否妥善愈发关系重大。形成一套切实可行并且行之有效的规则，不仅是媒介权力正当行使的必然，也是日渐成熟的受众的正常要求。施拉姆早已表明，“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是人”。这意在证明人才是传播的本性，一切传播活动的惟一标准和前提乃是人的利益。 如果沉迷于权力的效力，致使人的利益得不到落实，媒介就失去了存在的目标，变成了与我们对立的异己的力量。但当实际情况与我们的愿望之间还存在着差距时，对现时问题的关注可能更有益于我们对理想的认识和追求。

（一）道德问题

与法律相比，道德问题在我们生活中出现和涉及的程度要普遍得多，媒介工作人员也同样受制于一定的道德约束，可我们总是发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支配着他们轻松地逾越这道规范。粗略地看，其心理支柱可能来自世俗的推崇，技术的纵容或公众人物的身份。在媒介和社会还没有平衡关系，特别是媒介在受众中极具市场的情况下，这种背景常被个人利用，公众权力流落于个人手中，服务于私人目的。这是在研究和探讨媒体发展过程中一个需要同等重视的问题，理由是在一个契约普遍流行的年代，许多媒介中人却要超越契约，凌驾于社会传统道德之上。有偿报道、假公济私、歪曲事实等情况屡见不鲜。这些看似简单的品质问题，招致将其归结为异化的异议。可在媒介仍然把持着传播特权，人又是操作者的现状下，一旦违背传播本初理想的非道德心态被带入媒介，都将极大地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道德之说毫不过分。

（二）图像的时代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历史事变就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配合成一个总的平均数，然而这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的，每个意志对合力有所贡献。”马恩唯物史观道出了人自身的历史涵义：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可是现在人们主要地——实际上，由于人的情感与行动基于知觉，而媒介又成为生活经验材料的主要来源，人们可以说完全地——是按照媒介所呈现给我们的那个样子而与客观的世界生活在一起。人单独与世界遭遇的机会逐渐消失，媒介成为人与世界互动的中心环节，意识的多元、多意性因共享信息而退化。成问题的是，受某些利益的驱使，媒介利用了信息的掌握和表达的话语权力，把世界展现为概念化的图像，受众只面向图像并且将图像看作世界。 半个世纪前，人类对战争的痛苦与残忍深有体会，而90年代发生在海湾的战争在媒体中表现的轻松感，使本土的美国人民觉得他们的大兵正在那里玩烟火，一切就跟卡通读物一般充满了游戏的乐趣。出于一定目的，媒体择取了事实，策划了人对现实的意象。“瓦兹暴乱”（见前）即让所有的人感到整个社会都是两种颜色的尖锐对立，没有人再相信黑人的诚意，好像到处都是不可调和的隔阂。人们沉浸在仇视、敌意中，却不探究它的历史出处是否可靠。尽管历史进程消化吸收了每一种后果，但米兰·昆德拉依然否认了意象如意识那样作用于历史，这并非说意象不具备影响力，而是他看到了由意象而延续的历史的可疑。昆德拉的“祖母生活在摩拉维亚村庄，她的意识都来源于生活经验，她对现实有一种亲身的把握。 她的意识根源于这种把握。 如果全家人揭不开锅，有人却想骗她粮食大丰收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而邻居是与同事在办公室坐上8小时，然后回家看电视的人。当他听到播音员说，最近民意测验显示，他所在的国家是最安全的地方时，他会打开一瓶香槟。但他不知道，就在这一天，他居住的街上发生了三起盗窃和两起谋杀案。”如果我们看到的和事实不符，又如何保证判断和行动的意义、意象使人和历史一起沦为权力的诡计。

权力的平衡

关于理念的探讨和澄清概念所做的努力，其目的在于为现实提供可操作的依据。在我们肯定媒介权力的存在，认识了它的权力形态，剖析了权力力量的主要来源，并且对目前出现的问题深负责任感之后，为权力的合理运用提出合理的构想就成为归结点。之所以选择平衡这样一个中性字眼，关键在于权力并不总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专横的、消极的、否定的；不可否定，针砭时弊，倡导社会公共价值是媒介一直继承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对大众传媒的未来走势所寄予的厚望，而一定的行为又必须以一定的权力为前提。所以是平衡而不是消除媒介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是思考解决媒介权力问题的着眼点。这又是一个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问题。因为在社会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的今天和更加繁杂的未来，寻找出可以完全遵循的方案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能够展现的现实对策虽然是粗略但必须是可实现的。那么在现行社会中，政府和公众会被首选为落实平衡政策的对象，对于媒体最主要的力量支点——政府，这意味着要在不断的磨合中，逐步调整与媒体的关系，在培养媒体独立品格的同时，给予媒介活动以有效的监督；而对于媒体最广阔的基础——受众而言，则意味着摈弃恐怖和盲从。权力总是与抵抗并存着的，积极的反应能培养出冷静和沉稳的权力观，而幼稚的、逆来顺受的受众是无法造就成熟的媒介的。当然，在传媒神话依旧盛行的今天，这个要求是需要相当时 间的；对于传媒自身，我们所能赋予的是最大的理想，自律是种层次更是种境界。这种境界取决于媒介根本思维的确立：人的利益和人的需求成为了媒介行为的一切理由。 这是一个宽泛的遥不可测但又令人向往的前景，但无论如何，它都不应从媒介这双眼睛中消失。

注释：

①②③ 莫伟民《主体的命运》

④ 查德威克《象征主义》

⑤⑥⑦ 海德格尔《冷静》，《论文报告集》，转述自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

⑧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转述自冯特君《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

⑩ 米兰·昆德拉《不朽》，转述自李岩《大众传播过程的异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