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MianFeiLunWen.com 免费论文网 2006-12-17 22:59: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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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新時期女性寫作，現象之一是：「她們」的寫作浮現了源於專制意識形態統治、男性中心文化和商品化時代的創傷記憶，並從寫心靈創傷開始，漸漸演化為對於軀體創傷的尖銳和自戀的書寫。當然，心靈與軀體不可分割，體現在文本中的心靈創傷與軀體創傷是相互伴隨的，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作家的視角和側重有了變化。女性作家因雙重的創傷記憶(心靈創傷和軀體創傷)與雙重的解放意識（從集體解放出個體，從男權解放出女性），為新時期揮灑出一片女性寫作的絢爛風景。
一、心靈創傷
1、緣於「女國民」意識的心靈創傷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第一次給中國女性以浮出歷史地表的機會以後，中國女性尋求自身解放的意識如同落在岩縫的樹種，頑強、堅韌卻又經受了太多的限制和不得已。新中國的成立給中國女性帶來了與男性在政治、經濟與法律地位上的平等，然而這種平等卻是以消除差異為代價的，尤其是消除性別差異。世界不可能沒有差異，於是這種無差異的權力秩序便成為一種專制性的力量，它在文革達到頂峰，給幾代人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創傷記憶。新時期文學以「傷痕」起步，不能不說是創傷記憶的結果。每當民族意識面臨重大主題：救亡或是建設，女性作為一個性別往往被置於主導意識形態的邊緣，這種邊緣位置使她們有可能保持一種對歷史文化、對權力秩序進行解剖和批評的立場，女性作家在掙脫了「社會解放我解放」的神話以後，因其特殊的性別意識，體現在文本中的創傷記憶，除了作為人的，還有作為女人的；在反思人性的同時，還有對女性自身的反思。
以諶容《人到中年》、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和張辛欣《我在哪兒錯過了你》為例，新時期女性文學一開始便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針對性，她們從女性受創傷最直接的地方入手，如女性角色人格的錯位、沒有愛情的兩性關係、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從屬地位等，開始關注女性自身的命運，並試圖尋找女性自我建立的真正途徑。
《人到中年》（《收獲》1980年1期）描述了被文革耽誤的一代知識份子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壓下發生斷裂的現象，探討的是落實知識份子政策的社會問題，但在對官僚體制和社會流弊進行抨擊的同時，借著對女性擔負雙重角色人格的關注，反思了政治時代帶給知識女性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受創傷的女人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載體。主人公陸文婷在倡導無性的社會價值觀的時代和環境中長大，為了事業捨棄了家庭和生活的許多樂趣和幸福，她是一個不稱職的母親。如果說作為為事業獻身的黨的好兒女，陸文婷身上純潔的女兒性這一精神性別被大大強化了的話，那麼在她美好的人性深處，被壓抑的來自自然的母性和妻性依然存在，並在心靈底部引發社會職責與家庭職責的衝突。當瀕於死亡和無意識的邊緣，這一部分被壓抑了的母性和妻性才浮現出來，成為她的主導意識。
張潔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她前後創作風格變化之大，讓人驚詫。《愛是不能忘記的》（《北京文藝》1979年11期）是她較早的作品，也是新時期最早關注女性情愛問題的作品之一。主人公鍾雨生活在一個遺忘愛情的時代，情與欲無條件地服從於社會意識形態，但是壓制反而強化了愛的存在，並使之達到一種痴狂的狀態。作品對不能忘記的婚外戀情的肯定具有反叛舊秩序的勇氣，是對世俗無愛婚姻的宣戰，但如果對鍾雨這種物戀方式的純情加以深究的話，其所體現的創作主體自身的精神烙印也許更能說明一些甚麼。張潔1982年以前塑造的那些女性，幾乎都本能地反感「性」，過於注重精神而完全摒棄了物質，她一方面追求女性在各個領域的自主，另一方面卻在兩性情愛問題上沿用了舊觀念。張潔作品中的女性有「戀父」的傾向，很大一部分原因也許是緣於強大的政治烏托邦對整整幾代人精神的籠罩。政治理想、人生理想與精神之「父」合而為一，對黨和國家的愛、對偶像和領袖人物的愛與對精神導師的愛雜揉，幻化成一種無性的忘年交式的精神之戀。當時光轉變、世界改變，社會轉型帶來了種種意想不到的摧毀和滋生，於是張潔的這種固執和潔癖的理想也被迅速轟毀，並導致了精神裂變和文本中毒辣的調侃和挖苦的出現，因而這種理想也便成為一種創傷記憶。
諶容和張潔主要圍繞女性的外部世界和社會問題，以成年女性的理性分析對時代給女性造成的心靈創傷作出了各自不無深刻的探究，而同一時期，張辛欣則以年輕女性的感性體悟，發出了她對於女性本體失落的惆悵喟嘆。《我在哪兒錯過了你》（《收獲》1980年5期）中的女主人公，在倡導無性的社會價值實現的環境中養成了男人般的行為方式和處世原則，並以此抵禦來自男性本位文化的傷害，情感也被粗糙化。當理想中的愛情降臨，心目中男子漢的出現喚醒了她沉睡的女性意識，可長期養成的行為慣性使她仍然延續著男性氣質過多的傾向，促使了「他」的規避和遠離。在她對錯過愛情的追悔、失望和痛苦中，我們看到了人物內心深處依然保留著的女性的熱情和溫柔，看到了政治時代對知識青年進行「勞動改造」所強加給這一群體中的女性的心靈傷痛，是社會造就出「雄化」的女性，並使她們陷入情感與意志不能協調的兩難。
2、來自歷史文化的心靈創傷
創傷過後的痛定思痛，作家紛紛把探究的目光投向歷史，尋求創傷更深刻的原因。
中國的歷史有太多的重覆，超穩固的意識形態固然延續了文化的生命力，卻也遏止了它「成人期」的到來。當人們紛紛在歷史的亂雲飛渡中尋找傳統的優根性並挖掘其劣根性時，幾位女性作家以其智慧明徹的眼睛洞穿了中國女性被覆蓋被支配的歷史，歷史中的女人是沉默的一群，被男人所言說，她們甚至被排除在歷史之外，而這些女作家試圖言說女人自身的歷史和命運。
以王安憶《小鮑莊》、王曉玉《正宮娘娘》和方方《何處是我家園》為例，這些作品有著對歷史文化加諸女性心理和精神上的創傷的反省與詰問。
王安憶是當代少數幾個有思想又個性鮮明的女作家之一，她宣稱她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但她超越單純性別意義之上的人性剖析，她的中性眼光卻使她更接近真實的男人和女人。她的宣稱也並不妨礙她以一個女性作家敏銳而充滿同情的眼光關注女性既往和當下的命運，喁喁低語著歷史中的女人和女人的歷史。《小鮑莊》（《中國作家》1985年2期）是文化尋根小說，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仍然是小鮑莊這樣一個鄉村部落潛在的支配力量。鄉村的風俗和倫理規範滋養和鍛造了鄉村中的人，在賦予他們傳統美德的同時也將他們籠罩在一張無形的網中，斷絕了他們脫逃的生路。傳統集綿遠堅韌與殘酷脆弱於一體，處於傳統中的人的毀滅便更具悲劇意味。在傳統鄉土文化裏，實體的個人並不存在，而體現為以家性、族性方式存在的角色符號，處於從屬地位的女人更被剝奪了姓氏的權利，僅僅以「……家裏的」方式存在。延續血脈的傳宗接代成為家族婚姻的頭等大事，於是，小說中「鮑秉德家裏的」雖然並不瘋，但因為她生不出一個男孩，便心甘情願地裝瘋，好給男人以另娶的機會，給鮑氏家族的這一支以延續香火的機會，鮑秉德不離不棄的仁義最終促成了她洪水中的逃亡，但生的機會是屬於男人的，她則永遠掙不脫作為一個女人的宿命。
女性的創傷似乎來自另一性別群體，事實上真正壓抑和奴役女性心靈的往往是女人自己。王曉玉《正宮娘娘》生動地描繪了這種女性對自己心靈的無意識囚禁。大娘、二姨和我母親誰都有機會擺脫這種圍繞一個男人鬥智鬥力的難堪境地，但她們誰也沒有這個「自覺」。尤其是二姨，她性格不羈，很早便掌握了家庭經濟的主動權，但在她的靈魂深處，仍然不脫封建男權文化的窠臼，即對「正宮」地位的苦心爭奪。
女性對自身的無意識囚禁，還表現為囿於傳統男權文化所規定的性別角色，把一切苦難的來源歸於命運，並把創傷轉嫁於同性，以此抵消或淡化自身的創傷記憶。方方《何處是我家園》中的秋月即是一個男性本位文化塑造出的標準的淑女，她過於看重貞節。貞節一方面是將女性視為性享樂玩偶的男權文化中女性自我保護和維繫人格尊嚴的手段，另一方面卻也被男權文化所異化，如處女畸嗜、大樹節婦烈女的典型等等，成為男性實現性別統治的方式。意外的失貞幾乎送了秋月的命，也使她自覺自願地埋葬了不牢固的愛情，在她成為妓院的老板娘以後，為了取得靠山的撐腰，主動投懷送抱，並以回到熟悉的生活環境而不覺恥辱，最後為了遠離下層生活而自覺不自覺地犧牲了命運相同的弱小同類寶紅，也背棄了生死與共的朋友風兒。相比較於秋月的是生活於底層社會的風兒，她面對因性別遭遇的苦難的態度要勇敢和無畏得多，也高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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