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为观察点

　　近年来，知识分子话题的越来越受关注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唯一解释是知识分子群体遭遇到了某种困境，某种关乎立场或策略的选择困惑。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有机型和传统型两类，在谈论后者时，他注意到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的"社会集团所具有的某种"行会精神"--即一种不断传承的自身特性；在谈论前者时，他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集团归属性，把知识分子看成一个历史的范畴。而无论我们所谈论的知识分子属于哪一类，当我们试图追问他们在当下遭遇到了何种困境，出路又何在时，我们都有必要在历史的发展中去考察。百年中国现代文学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1. 艰难的选择：知识分子困境的终极表达

　　其实，在任何时代里，只要知识分子话题得到凸显都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知识

　　分子遭遇了困境。而政治、社会语境的不同，则决定了这困境各不相同。

　　自"五四"以来近百年的文学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不同。鲁迅笔下的魏连殳们面对的是辛亥革命后政治上的军阀混战和文化上的全面复古，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革命时代的革命知识分子倪焕之和蒋纯祖们则一面遭受着反动统治的残酷专制，一面又经历着革命所要求的集体主义与知识分子天然的个人主义的激烈冲突；从《中国一九五七》和《夹边沟记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反右和文革中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专制政权以理想和人民的名义所施与的从精神到肉体的全面暴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则被排斥到了政治与市场的双重边缘。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尽管各不相同，却最终都反映为一种共同的内在困境，即"选择"的难题--选择走什么道路，选择站在谁的立场。异质的外部困境同质化为内在困惑，这一过程验证于文学，就是以"思"作为其本质规定的知识者对自身命运的追问，具体地说是当理想与现实遭遇后"对自身道路的选择"，成为"五四"以来贯穿百年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选择的艰难源于两个原因，首先是无路可选。鲁迅是这一处境的卓越表达者，"醒了的人与铁屋子"是他对那个时代知识者处境的清醒认识，因此他笔下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象吕纬甫那样认同了现实，"模模糊糊、敷敷衍衍"地活着，如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还是如魏连殳"躬行了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以一种极端的自戕式的反抗换回他的"胜利"；或者似涓生在自辩与自忏之余，"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其实都处于一种无路可走的痛苦之中：吕纬甫的敷衍生存和魏连殳的自戕反抗自不必说，涓生所谓"新的生路"又在哪里？当然，当我们把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说成无路可走时，我们是并不把吕纬甫和魏连殳的选择看成前路的。

　　无路可走当然使人陷于困境，而即便有了路，如果这道路有悖于知识分子所固有的传统，同样会带来选择的困境，这就是融入革命洪流中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以追求个性解放为起点的知识分子在个人反抗受挫后，如果拒绝投降必然会走向集体反抗，然而反抗的集体主义路径与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个性解放理想以及其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立场却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尽管由于集体反抗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全面解放，因此这种对立是暂时的--于是自上个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以来，独立与服从、张扬个性与抹平差异的冲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知识者的苦闷一直都是现代文学所表达的重要主题。只是新时期以前，作品的主人公往往在经过苦苦思索后选择了革命的集体主义，例如蒋光慈笔下的李杰（《田野的风》）、杨沫笔下的林道静（《青春之歌》）等；而新时期以来则强调对个人主义立场的坚守。

　　知识分子最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以及这选择孰对孰错并不是我们考察的重心，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把知识分子遭遇到的外部困境"如其所是"地置换成内在困惑时，不由自主的命运就变成了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这时对外部原因的任何强调都不过是逃避责任的借口。

　　2.知识分子立场：策略背后的问题实质

　　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知识分子理想与国家改革开放目标的高度统一，行动中的知识分子不存在选择的困惑，因此这一主题也就一度淡出了文学家的视野。然而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尤其是90年代市场化浪潮的冲击，知识分子在被排斥到政治与市场的双重边缘后，"往哪里去"首先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浮出水面，并重回文学视阈。

　　在遭遇市场冲击之初，知识界一度表现出一种手足无措之态，浮躁之余，颓废因此成为一个普遍走向。《废都》中以庄之蝶为首的四大名人既无力在世俗大潮中冲浪，又无意站在这股大潮的对面，做道德精神的中流砥柱，于是只好在时代的错乱中随波逐流，以生理的溃泻来释放精神的焦虑。这股颓废浪潮直到1994年知识界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才遭到遏止，后者作为一场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角的思想运动，可以看成知识界对粗鄙化时代的正面回应。而正是在这场对自身命运的严肃思考中，面对困境，知识分子提出并实践了各式各样的应对策略：投身商海、退守书斋、返回民间、或者与国家重修旧好……。知识分子的种种策略其实完全可以化约为两类：退守或者投降。所谓退守，守的是一种人文传统、一种独立姿态……，其实就是葛兰西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行会精神"。而所谓投降，则是向市场和政治出让这种精神。我们的问题首先是，身处无孔不入的粗鄙时代，退守是否可能，投降了又是否还算知识分子？--虽然主观上知识分子求的可能是鱼掌得兼。

　　自《柏慧》以来一直把知识分子命运作为表现主题的张炜，和去年靠《沧浪之水》一炮打响的阎真恰给我们提供了考察这两个问题的范本。张炜与许多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同时是一个知识分子。面对商品大潮的冲击，他的理想目标是卫护内在自我，免受恶浊社会的玷污，因此他笔下的知识者大多呈现出被动防守的姿态，以"远离尘嚣"为策略。于是我们看到他的主人公们一个个或主动或被动地逃离作为市场化世俗化大本营的都市，进入象征其精神家园的乡村和野地，《柏慧》中的"我"如此，《外省书》中的史珂也是这样。张炜小说中逃离者的原型是传说中携五百童男童女远游东海的徐芾，所以在《柏慧》中，张炜发微登州古歌，把徐芾塑造成了一个智慧和胆略超人的自由知识分子，把他的出海描述成摆脱始皇帝暴政的一次"胜利大逃亡"。

　　然而，徐芾投奔的海上仙山是否存在？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能与世俗生活隔绝？在大学等研究机构日益衙门化的今天，某些学人"退回书斋、坚守岗位"的策略是否仍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宣言？张炜显然也意识到了逃离策略的蹈虚，所以他没有掩盖其精神家园正日益遭受来自开发商、偷猎者、无赖乃至媚雅之徒的骚扰。这样，张炜的创作除了发泄一番对粗鄙社会的不满，表达一番抵抗到底的决心，对圣洁理想的消泯唱一曲无尽的挽歌外，其实是并没有指出什么现实的出路的。

　　如果说张炜小说着力表现的是道德理想日益遭受亵渎的现实，以及知识者卫护这理想的决心和事实上的不可能，即退守策略的失败；那么湖南作家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所表现的则是在被动防守失效的情况下，知识者如何通过利用规则、适应现实来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这部以医学院毕业研究生池大为在某卫生厅十多年的浮沉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其前半部，主人公也象张炜笔下的人物一样，在恶浊现实面前小心后撤，以维护内心道德的纯洁。然而当知识者的生存和尊严遭到挑战，在经历了一次次痛苦的蜕变后，池大为最终放弃了自己固守的道德城堡，向以"利害"为原则的现实规则缴了械。不同于张炜笔下大多数主人公"大道不行，乘桴游于海"的选择，阎真笔下的池大为选择的是"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尽管池大为在官场里的"破位下行"，打着"为群众办点事"甚至"重建崇高、重建神圣"的旗号，然而他在官场倾轧中的所作所为和当上厅长后的进一退三，都表明了那种种借口不过是道德堕落者自我安慰的遮羞布，表明了当池大为放弃自己坚守的"平民的高贵"而按"利害"原则行事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他已不复存在，爬上厅长宝座的池大为只不过是俗人眼里成功的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