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对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意味着现代化的完成。根据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这些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就不能不先从农村积累大量资本，因此现代化总是伴随着对农村的剥削乃至于掠夺。而且要把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社会改造为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工业社会，就必然要改造传统农业。这就是说，在把小土地占有制改造为适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土地占有制的过程中改变农业的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改造为适应大工业发展需要的、主要面向市场经济的规模化农业，同时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个过程中，把传统的农民改造成为现代农民，使农民伴随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革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这一改造农业的庞大社会工程自然是以城乡对立为出发点开始其渐进式的解决矛盾之路。建国后至改革前，中国的基本经济格局是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也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市民、农村-农民，除考大学、当兵能使极少数农民进入城市，农民被长期隔离在城门之外。城乡分割大大延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造成城乡差别背景下的社会身份等级及其阶级仇恨。改革开放后，农民以极大的创造性参与现代化历史进程，「民工潮」、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等新生事物正在突破传统户籍制度，旧的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以及同质的、超稳定的传统农村社会结构。但总体说来，中国依然处于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向工商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转移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工商业）的转移，似乎有两种实现形式：就地转移（如乡镇企业、异地打工等）和离地转移（家庭住所、经济收入、生活重心全部转入城镇）。应当说后者有利于推动土地规模经营和城市化过程，应当受到政策的鼓励。但这意味着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而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样，生活价值取向已经城市化了的一批农村青年构成了一个十分特殊而庞大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身份依然是「农民」，但他们再也不愿过父辈们那种厮守于土地的贫困生活，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进入城市。然而城市却难以满足他们安家立业的正常要求，他们不得不走的是一条比城市人艰难百倍的求生与发展之路。这一流动于城乡之间、找不到生活位置的青年男女内心所积压的怨恨与失望实在是中国大转型时代一股强劲的社会情绪，值得关注与研究，因为经济基础并非直接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通过社会心理（社会情绪是社会心理的核心内容）的中介环节而决定上层建筑，尤其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这就引出当代小说城乡对立主题的的一个问题：进城──征服女人的菲勒斯能指。

　　实际上，在国家意识形态以绝对优势笼罩精神空间及其信息传达管道的时候，城乡分割造成的阶级差别和农民的进城欲望就已经通过迂回的方式在文学写作中得到隐性表达，当代文学史上两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康濯的《春种秋收》和柳青的《创业史》都曾涉及这一问题。在他们写作的时代（50-6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领域按照国民经济建设划分为工业和农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的根本目的是支持工业化，使国家得到大量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商品粮食及其它农产品。这条牺牲农民利益的现代化之路必须通过修辞手法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就是所谓共同富裕的许诺：只有合作化才能一步一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的产量，才能使所有的农民真正脱离贫困的境地而日益富裕起来。但是，工业与农业所对应的现实生活领域是城市与农村，两者的经济文化环境及其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生活水准的差距是显在的，是不能用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等政治宣传来抹平的，这就是为甚么农村青年进城的强劲潮流始终涌动冲击着社会主义建设规划。我感兴趣的是文学如何在这种现实与宣传之间帮助意识形态成功突围，这才是文学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政治功能。相信这样一种论点是经得住时 间和实践检验的，那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因此，我们可以认同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詹姆逊的大胆假设：政治视角是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

　　首先我们要考察的是两位作家的语义世界。在同类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村都占据叙事中心位置，但城市也是作为副线或作为不在场的参照物而被纳入整体结构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城市与农村是作家感知差异，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这一整体世界成形的两个对象词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双重特性：相似性与相异性，既是合取又是析取。二者之间关系的存在是意义产生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毫无疑问，城市与农村的意义统一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大的政治背景，而它们在语义轴上的对立是多方面的：地域、生存环境、生活条件和水准、城市人与农村人的不同权力和利益等等。就城市这个对象词项而言，它的意义成分又可以分解为两个相反义素的衔接：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及其腐朽堕落思想（主要是个人主义、享乐思想）。相对应的，农村这个对象词项也可以分解为两个相反义素的衔接：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合作化）和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及其小农生活理想（个体发家致富）。如果用格雷马斯符号学矩形表示，可以清楚地辨识各个人物的义素合成。情态轴1当然是梁生宝代表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情态轴2自然是向往进城享乐的考工厂的农村少女们。中性轴上是梁三老汉等被艰难改造的传统农民，复合轴并非小说正面表现的范围，不像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和60年代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那样，因此付诸阙如。同一结构稍加变化的结构表达式是两类概念值的矛盾对应关系：工业与小农意识的矛盾,对应于资产阶级思想与合作化的矛盾。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意义结构表达式，它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是一个典型的「文化革命」的时刻，即不同生产方式共存于同一社会构形，它们之间的矛盾成为政治、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核心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旧政权的价值、话语、习惯和日常生活空间都被系统消灭，代之以新的价值体系、概念、习惯和生活方式。工业与小农意识的矛盾实际上是两种并存的生产方式的矛盾，而个人享乐思想与合作化的矛盾也是同一性质。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反对的两种思想虽然同属于私有观念，但它们显然分属不同的阶级意识，尽管土地私有观念及其小农生活理想在当时被认为是农村的资产阶级思想。小农经济模式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但对生产关系的强制性社会主义改造并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准，使农民真正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只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如此造成的城乡贫富差距自然会启动农村劣势群体的力必多冲动，把他们的欲望导向不仅尚未消灭、而且还在新环境中有所滋长的城市没落阶级的价值观念。

　　合作化是康濯和柳青的叙事主题，但城乡对立的主题却从一体化和谐社会景观的表面成功偷渡，泄露了不同符号系统所发放信息之间的限定性矛盾，它们构成「形式的意识形态」1，使文本可以被重构为不同生产方式的符号系统运动的力的场。康濯的《春种秋收》写于1954 年，一般认为它是把劳动和爱情结合起来歌颂农业合作化中涌现的新人新事。参照马烽写于1954年的《韩梅梅》，康濯的写作策略之高明才能显影出来。《韩梅梅》是针对农村高小毕业生不安心农业生产的现象，及时配合对他们进行劳动教育的政治任务而创作的，发表后曾在广大青年群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应，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主题是显豁的，构思也单纯明了，开头结尾的叙述者充当韩梅梅信件的引号，叙事主体部分是韩梅梅的四封信。主题通过韩梅梅主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成为养猪能手的先进事迹就得到充分的阐释，另外还加上同学张伟挑肥拣瘦看不起劳动的落后思想作为对照补充。这样的意义传达是明确完整的，但显然缺乏吸引人的艺术性。《春种秋收》就迥然不同了，且不说它把描写叙述的多种手法穿插结合，制造波澜起伏摇曳多姿的叙事效果。更重要的是，它还运用了一个百试不爽的小说元素来运载意识形态，那就是爱情。应当说，康濯对玉翠心理和行动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她想通过婚姻走进城市，这是农村青年女性实现进城梦的快捷方式。然而，这样一位相貌出众的女性却在城市人那里屡屡碰壁，她所遭遇的城市男人大都是缺乏性魅力又无法沟通的；至于她自己看得上的团书记，人家又嫌她不安心农村，思想不好。这样，美丽的农村姑娘看来就只能转变思想选择嫁个农村青年了。当然，接下来的叙事就应该交割给革命浪漫主义的喜剧原则了，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玉翠和农村优秀青年、科技能手周昌林戏剧性的情感发展把留在农村、获得爱情与幸福生活完美统一，顺理成章地完成了歌颂合作化的主题叙事。在对这桩婚姻的叙述中我们经常听得到喧闹的笑声，流溢着乌托邦欲望满足营造出的幸福感。这是当时农民所能想象的最好结局：劳动、爱情、幸福（更直接地说是「富裕」），当然也是主导意识形态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康濯的叙事策略以一出爱情喜剧抚平了城乡差别和阶级等级制的不公，把农村人安放在新的田园牧歌中，那才是他们获得幸福的不变的位置。

　　《创业史》对城乡对立主题采取暗渡陈仓的方法，爱情仍然是首选的载体。相对于一心扑在合作化事业上的梁生宝，徐改霞未免过于敏感多情。然而她进城的动机一开始就不同于那些被城市生活享受所吸引、蜂拥而上考工厂的农村闺女，她是在爱情受挫之后受代表主任郭振山的鼓动，怀着参加国家工业化的崇高思想想要离开农村的，最后又因为爱情无望，通过国家正常招工决绝而去。叙事逻辑导向这样的想象：如果没有郭振山对这桩婚姻的破坏，如果没有连续的误解，生宝和改霞本应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改霞根本用不着进城当工人。这样，《创业史》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借助于传奇小说中小人破坏的模式保持了意识形态平衡，改霞进城不再是一件值得歆羡的喜事，尽管对于大多数农村人来说事实恰恰相反，那一片考工厂的学生蓝和黑头发就是最雄辩的证据。此外，叙事还借助改霞寡母的孤寂进一步抵消了改霞进城的诱惑，用伦理亲情抵挡外出寻找新生活的冲动，以家庭的名义让农民安心留在农村。这样，柳青合情合理、严丝合缝的情节发展就堵住了农民进城的正常管道，祛除了有关城市魅力的可能想象，浮在叙事流表面的是新富农郭振山的阴险、改霞的失望、改霞母亲的悔恨，这些东西足以把城市推向情感认同的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