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组织因素。组织层面变量主要有组织文化、组织分权和预算在绩效评价中的重要性等。

如果一个公司的文化与核心控制系统不同步协调，即使一个较好整合的核心控制系统也很难按照其既定的意图影响人们的行为。处于高规则导向和被传统文化束缚中的经理甚至认为预算参与只是假象。Hofstede的权力距离是组织文化的测量指标。在经理人员觉察到权力距离较低时，高参与会降低角色的模糊性，并能改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而在权力距离较高的等级文化前提下，参与预算只是形式，不会产生实质性结果。

组织分权化对参与预算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高度分权的条件下，参与预算与绩效正相关；而在低度分权情形下，参与预算和绩效负相关。

预算重要性是指预算指标在组织绩效评价系统中的地位。在预算重要性不高的情形时，参与预算对绩效有弱的正向作用；当预算重要性很高时，提高预算参与程度对绩效有相对较强烈的正向影响。

3．环境因素。外部市场竞争越激烈，预算参与程度与业绩、工作满意度就越正相关。环境的不确定程度越大，参与预算就越有必要，参与的绩效也越好。

（二）预算松弛研究

预算松弛可定义为在预算中有意低估收入和生产力，而故意高估成本和完成工作所需资源。下属参与预算导致了预算松弛的产生。参与预算和预算松弛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甚至相互矛盾。有的学者发现松弛倾向与参与程度正向联系，而另一些学者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矛盾的结论说明必然存在其他因素影响两者的关系。

1．个体因素。参与预算的下属制造了松弛，松弛可部分归因于他们的风险偏好。风险厌恶型下属比非风险厌恶型下属倾向于建立更多的预算松弛。通过加入报酬计划变量研究发现，在松弛导向的报酬计划下，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型创造了相似的松弛水平，但在真实导向的报酬计划下，风险中性显著降低松弛水平，而风险厌恶型没有改变。

个体的组织承诺对预算参与和预算松弛也有重大影响作用。对于具有较强组织承诺的个体，预算参与和预算松弛是反向的，即高参与产生低松弛。相反，对于较弱组织承诺的个体，预算参与和预算松弛是正向关系，即高参与导致高松弛。

对预算松弛影响因素的研究正逐步扩展到伦理道德、价值观等精神层面，对好声誉的追求会导致较低的预算松弛。进一步研究声誉、伦理对预算松弛的影响后发现，声誉和伦理对自利行为的控制是有作用的。在松弛导向型报酬计划下，对声誉、伦理的关注程度和预算松弛是反向关系。当有关生产能力信息的不对称程度提高时，将因此降低上级对预算松弛的监控能力，下属降低对声誉的关注程度；但是对伦理的关注程度并未因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而降低，说明声誉是一种社会调控机制，而伦理则是发自内心的对机会主义自利行为的控制。

2．组织因素。真实导向型的报酬计划和信息不对称对松弛和绩效作用显著。在真实导向或松弛导向的报酬计划下，当信息不对称存在时，真实导向报酬计划基础的预算松弛较低。

进一步考虑预算重要性对预算松弛的影响。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时，无论预算重要性程度如何，参与程度越高，创造松弛的倾向越低；反之，参与程度越低，创造松弛的倾向越高。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时，在高预算重要性条件下，参与程度和松弛倾向成反向关系，在低预算重要性条件下，参与程度和松弛倾向成正向关系。其原因在于下属参与预算时，可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预算目标，在高预算重要性条件下，即实现预算目标非常重要时，下属创造预算松弛的倾向较低，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参与预算的特权。

3．环境因素。在高不确定环境下，参与预算对减少预算松弛具有较大的作用，而当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参与预算对减少预算松弛的作用相对较小。

总结与展望

西方的预算研究从学术和实务两个层面展开，对参与预算、预算松弛的实证研究是主流，两个层面的研究从最终目标上看是殊途同归，就是如何提高预算管理的有效性。实务界的研究立足企业个案，直面预算管理的不足，因地制宜地提出改进措施。学术界的研究则从不同角度研究某个因素对预算有效性的影响，是多视角、多因素的研究，研究的目标是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研究结论对企业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企业可以间接地从这些因素着手改善预算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