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MianFeiLunWen.com 免费论文网 科林·卢卡斯／蒋凯译 2007-4-4 7: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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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演讲中，作者论述了“21世纪的大学”这一主题。首先，作者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大学应对自身的全球化的方式。作者评述了关于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的不同观点，指出了大学开展科研、服务社会的重要性，同时当前大学承受着来自政府、社会的过高期望。作者反思了在大学卷入社会活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利弊，指出了长远规划、科研合作、国际流动、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转化中，大学需要处理好科学与技术、开发的关系，以及大学与工商界的关系。作者特别探讨了大学-工业合作间的复杂关系，指出了二者间的合作可能及不同性质，并介绍了牛津大学的有关策略。在结论部分，作者提出了他关于大学的使命的观点：探索自然和人类世界；培养独立思考的、负责任的下一代。作者还认为，大学推动经济并不是必需的，但是也不能对其加以限制。
关键词： 大学； 21世纪； 知识经济； 全球化； 大学—工业合作
University in the 21st Century
Sir Colin Lucas, Vice-Chancellor University of Oxford
Translated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theme of “Univers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irst, he reviews the chang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the ways of universities echo to its own globalis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The author also review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universities to develop research and serve to society, and the high expectation from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e author thinks over the values and disadvantages of universities’ involvement in social action and driving economy, and points out the very importance of long-term planning, research collaboration,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cording to him, in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universities must better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 and business. In particular,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 indicates the collaboration possibility and different essence between them, introduces some tactics of Oxford University. In the conclusion, the author comes out his idea on missions of the universities: explores the whole of the experience of mankind and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brings up a new generation who can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be responsible. The author also summarizes his view on universities driving economy: it is not essential, but it should not be limited.
Key words: University； 21 Century；Knowledge Economy；Globalisation；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21世纪的大学”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主题。实际上，在2002年是很难预测未来一百年大学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记得193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一个委员会，以对未来30年最有可能发生的变革提出咨询意见。它不但提出了一些未能实现的技术，而且没有预测到核能、激光、计算机、复印机、喷气式飞机、雷达、声波定位仪、抗生素、基因密码等许多技术。事实上，如果我们把2000年的大学与1900年的大学加以比较，我们今天显而易见大学发展的延续性；但是1900年的教师无疑会对体现当代大学特征的学科事务、新兴学科、教学方法、学生社会背景、组织结构感到惊诧和不解。
这样，对遥远的未来进行预测似乎益处不大。另一方面，显然，我们此刻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大学的运作方式及其社会功能都在发生实质性转变。此外，很明显，我们在大学中进行的学术工作的本质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于是，我今天的发言特别关注我们现在处在哪里及其对可预测（尽管是短期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一、背景：全球化
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中。既然关于全球化讨论的有益分析对于我们来说是共同知识，我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对之做过多的阐述了。请允许我讨论以下两个主题：首先，全球化塑造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其次，大学界目前应对自身的全球化的一些方式。
我们的确处于一种加速的转变之中，这一转变的效果或近或远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公司生产产品，募集资金、安排总部，贸易变得越来越弹性化和全球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新知识成为繁荣的关键乃至本身变成了一种商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地区和社会团体重新定义他们的繁荣。实际上，我们当前正在（或许在未来几十年中还会这样）重构世界经济图景。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社会关系重构：我们见证了一个挑战既有精英（乃至当代精英）和重估其他群体的历史过程。如女性地位的变化，有价值技能的正在发生改变的本质。
诚然，新技能是新经济的灵魂。所谓的“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强调了从相对简单到最复杂的新型知识技能的根本性意义。生产新知识的能力、以一种先进的方式生产知识，以及了解和使用知识是未来的关键。这或许是一种古老的、熟悉的陈述（事实上就是），但是电子革命已经改变了知识组成方式及知识的探索、传播和运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新经济要求知识不是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而获得，并且不是仅仅被少数人当作社会权力的象征和工具而紧紧掌握。反之，新经济要求知识广泛传播并迅速作为共同繁荣的一种途径。新经济要求人们广泛拥有获取、组织、理解和运用各种层次知识的技能。进一步说，由于技术迅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知识类型多样、使用方式多样，社会需要一种不断使有活力的成员周期性地更新技能的机制。
这一切都对大学的工具性功能具有重要影响。20或25年以前，我们都知道一所大学是什么样子。除去少有的例外，它们趋于雷同，为了给社会提供做基本类似事情的人，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向年龄基本相同的人群传授差不多相同的东西，产出相同的东西。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高等教育部门迅速多样化的世界之中。我们看到：高等教育不同的使命正清晰地显露出来，不同类型的招生方式和培养形式，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学位课程结构不断丰富，间断学习、回归学习、终身学习、远程教育等等出现了。总之，数量日益增长的人们在接受高等教育。
许多诸如此类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业已发生的日益增进的全球化。显然，既然需要组织新知识，需要传播已有知识，需要培养促成创造性行为的推理和分析之类的复杂技能，“知识经济”就离不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这样，我们在重新确认一个古老的命题：教育是个人和集体成功的基本途径。
二、关于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的不同观点
知识及新知识创造（即创新）对经济成功的重要性必然导致政府和其他主要利益群体审视大学的职责。事实上直到最近，我还是认为世界各地的公共政策模糊的。在认识到了大学在创建知识经济中的必要性的同时，公共政策在它自身如何实现、它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方面都不明确。在世界不同地区侧重点并不相同。在欧洲和盎格鲁—萨克森地区，高等教育在作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还是私人产品（private good）之间存在特殊的（并且尚未得到解决的）张力。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对于大学最普遍的关心是每一个地方关于大学如何获取资金的争论：政府应该为高等教育提供资金吗？如果提供资金，该达到一种什么水平？政府提供资金是为了换取什么？在新经济中，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最有效地考虑这个问题？
实际上，谁来为高等教育付费的问题（或者说，为了哪一种原因支付多少费用？）是一些国家争论的焦点，如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南非。尽管形式不同，这一问题开始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在美国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人说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公共产品，因为它开发全球经济中社会所需要的技能。有人可能会说，高等教育是社会自身一种必要的产品（good）。从另一方面看，显然大学部门的成本已经超出了政府所能提供的力度——或者至少已经高出纳税人愿意提供的力度。而且，就日益增长的收入潜力来说，对上大学者来说当然存在个人利益（个人收益）。相应地。上大学者得分担他们的学习成本。进一步说，虽然经费渠道多样化减少了大学对单一付费者的依赖，但是目前还是在就此争论，这一争论有其意义。美国州立大学近年的经验显示了，在州政府和立法部门的政策发生突变时它们是多么的脆弱（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加利福尼亚）。有人进一步争辩说，付费学生的要求会促使大学变得更加弹性化和负责任（但是，我看不到在美国有充分的证据）。
我认为，持大学毕业生将作为高收入者纳很高的税的反方的证据并不具有说服力。由学生担负多数费用的实际不利方面是导致了将一些社会群体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人们对这一点基本上不存在疑义，为高额学费而承担债务这一可能性使低收入家庭子女望大学之门而兴叹。于是，学生付费可能阻碍了高禀赋者的入学。更具体地说，它还会限制扩展上大学规模（至少在适龄人群）的政策的效能。当然，美国提供了一种规划财政补贴体制以调节不利因素的模式。但是，只有最富裕的私立院校才能为政府补助提供充足的配套资金。负债是美国学生生活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对对创造知识经济特别重要的研究生来说），巨额债务往往延续到工作后较长的一段时间。
这并不是说个人收益率（private rate of return）不存在，也不是说我们不必寻求让学生为大学贡献经费。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算出一个合理的比例——根据学生能够承担什么及学费对大学做出的实际贡献来判断。英国目前每年要求学生家长直接偿付1100英镑的学费。但是，以我所在大学为例，这一付费水平只占学校收入的2%。我了解到中国学生支付学费，并且介入到政府津贴的贷款机制中。这或许来源于背景的不同——例如，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对教育贷款的不同文化应对。虽然如此，在入学人数正在翻一番的状况下（并且假设在将来还会超过这一数字），还是存在问题，像其他地方一样，学生及其家庭不愿意贷款—负债，贷款者也不愿意增加贷款额和风险。实际上，随着不可回收资金和学生数量的增加，学生学费问题已经成为政府维持和发展大学这一公共政策的一大难题。
这些问题只是一个老问题的当代形式：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大多数西方大学教师强烈地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中大学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随着大学教师对外部压力增长和变革压力增大感到焦虑不安，他们越来越表达出这一信条。然而，这误读了历史。
事实当然是大学总是与其所处社会之间存在一种服务关系。它们总是对社会需要做出反应，并且为了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要而以各种重要的方式对自身进行调整。稍稍回顾一下西方大学史有助于我们看待这一问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为了对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需要、政府的要求及不断演进的经济做出应对，大学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在19世纪，随着一个更加开放社会的到来，少数教派人群的权利缺失现象消退了；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大学出现了新兴的科技学科，如化学、物理学、工程等，这些学科在20世纪不断扩展和分化。19世纪的英国大学开始训练帝国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期，美国大学已经将自身转变为职业资格证书的提供者，这类证书是成长中的美国中产阶级所亟需的。这时，在美国大学与经济、工业发展之间已经建立起了牢固的联系。此外，在19世纪后期女性进入高等教育部门的人数日益递增，在20世纪女性以更大的数目进入高等教育部门，她们在大学中已经不可或缺。最后，20世纪大学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直至工商管理的出现，说明了大学在成为思考社会问题和提供解决途径的工具方面程度之深。
在20世纪，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在该世纪初，大多数大学实际上主要是教学机构，我们现在所说的科研居于次要地位并且基本是教授的个人事务。包括热战和冷战在内的战争，通过把大学富有活力地实际卷入为紧迫问题提供解决途径的过程中而改变了这一情况。根据我的理解，特别是在冷战头20年间改变了大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大学被视为两类意识形态斗争及试图表明某一种意识形态在提供成功社会方面更优越的重要参与者。
尽管在冷战头20年间应用科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大学变革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至上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类幸福问题。在美国特别明显，欧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的是，苏联卫星上天导致了向大学注入大批研究经费。当约翰·F·肯尼迪宣称太空是“最后的疆域”时，他实际上就是说，通过展示美国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幸福的现实道路，科学及其应用能够实现自由美国民众的成就。
在那一时期，不仅是科学，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从经费资助中受益。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那一时期的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欧洲和苏联是这样）的政府似乎都把大学看作是冷战的重要武器之一。大学及其科研能生产必要的知识，这不但能加强多种军事实力，而且能帮助社会更有效地运行及个人生活得更成功。因此，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上大学的青年人数急剧增长。
这样，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研究型大学其模式似乎要成为一种典范，或者说至少已经成为大学热望的一种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新近的现象。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30年左右大学的特征。
我想从这一历史回顾中推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大学在形式、内容和功能上显然都是很容易变化的。因此，我们应该期望在我们自身所工作的大学世界发生变革。大学立足于世界之中，知识有待投入运用。我们应当期望知识金字塔不断受到挑战，我们应当期望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引发我们大学的组织变化。然而，我还是要加上慎重一词。我并不认为在历史上大学领导或驱动过重要的社会或经济变革。一般来说，它们随着周围环境变化而变化或对此做出反应，迄今以前大学的变革显得缓慢。但是，在我们当代世界中，我们周围的社会、经济中的现时变化正在加速，这一加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率进行着。于是，这就有一个实际问题，大学如何热最有效地应对它们所需要的转变和责任。对我们这些大学领导者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它不止是向我们提出了实际问题。随之而来的这些需求和重构压力使得许多大学同行对自身、他们的未来及与他们所做相符的价值观忧心忡忡。这样，他们就变得更习惯于既有方式，并且更倾向于拒斥变革的不确定性。我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一问题。
我得出的第二个主要结论如下。我所回顾的历史也揭示了大学是如何形成社会对它的看法的。今天人们对大学的很高期望并不新颖，但是它为期也不长。重申一下，新观点的历史根源于冷战。至少在西方，冷战巩固了这一观点，即大学应当对提高社会福利做出直接的行动，它们应当有意识地投身于共同关心的公众认可的任务。当然，这一基本任务随着冷战结束而消退了，但其思想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样过去40年间保持了一种坚定的共同信念，在政府中尤其如此。首先，应当为大学设定特殊的任务，其次，大学具有直接影响整个社会事业成败的潜力。对当前知识经济而言，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大学的表现影响到全球性经济中的国家成败。全球化为大学提供了服务于社会这一项新任务，世界各国都发现了这一点。
我并不是说全球化与冷战是一回事。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各国政府经常以附和着陈旧话语的方式来谈论全球化。未来被说成是处在简单的两极之间：富有或贫困，实力或无能，国家成功或失败。这样，大学对产生健康、繁荣社会举足轻重的观念以一种新的面貌延续下来。此时此刻，大学处于人们对未来期待的中心。我会在下文中指出这很不现实，并且潜在地使大学陷入危险境地。
但是，我注意到世界各地政府——不管是英国和欧洲，还是中国、澳大利亚、巴西等等——都在明确地指出大学的功能是为了帮助驱动和支撑全球化中的国家竞争力。人们认为高等教育在提供新知识以保护或增进全球性经济中的国家地位，以及把社会中广泛人群的技能提高到一个较高水平方面至关重要。这样，人们呼吁大学去适应——首先，生产有用知识（当代意义的有用）并通过使其直接整合到经济中而体现出有用性，其次，为大量人口在不同时间、场所、年龄提供学习机会，为他们特别是那些边工作边学习的人提供合适的条件。大学在对这些挑战做出反应：如前所述，大学的类型和使命越来越多样化。当然，由于大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此不同以至它们不再相联，高等教育面临着丧失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危险。但是，要点在于在变革的发展过程中，大学与新经济的联系已经被提上日程。这就是政府的观点；这也是工商界的兴趣所在，他们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愿意为其公司工作的雇员并对这些雇员进行在职培训。
我想通过引证大约两年前澳大利亚出现的两项文件来简要地阐明这一状况，因为它们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许多政府和机构都在陈述的观点。首先，一个名为《变革的机会》（The Chance to Change）的文件中，一位首席科学家提到：
……大学具有充当推进创新过程的发电机的核心角色，以及创造财富的巨型引擎的潜力……
其次，澳大利亚科研协会（Australia Research Council）在其文件《投资于未来》（Investing in our Future）中写道：
基础研究是社会实现国家目标的一项战略投资。人们现在更恰当地把科研看作带来商业、社会和文化收益的行为连续统一体。科研给全澳大利亚人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
这种话语流行于当今世界。其可取之处是，这些陈述说明了大学中的创新是必要的并且直接适应了国家的社会需要。创新的功能主要在经济方面，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目标。目前，科学研究的本质和目标都与20~25年前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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