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MianFeiLunWen.com 免费论文网 2006-12-19 17:58: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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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和民主是任何社会的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中,财产关系制度和政府制度均是内在因素,二者处于共同的演进过程之中。(J.罗马塞特,1992:236页)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科学的揭示了这两种制度在演进过程中的相关性。然而,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文献亦比比皆是。
今天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长久以来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传统关于产权与民主的演进关系上存在诸多谬论。在经济学说史中,财产权一直被看作外在原因,经学家们一直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财产权引起的后果上。同时在分析政府制度对效益的作用时,也把政府制度作为外在因素,而只注意政府干预的结果。这两个传统受到了现代产权经济学和新经济史的挑战。「1」管如此,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很少考虑财产权的变迁对民主的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在政治学的传统中,人们对民主的关心仅停留在伦理哲学和具体的民主制度这一层面上,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作为民主的社会基础的财产关系。当人们在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两种传统下来研究社会的产权与民主之演进时,则走得更远,往往认为有效的产权安排就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私人财产权,而真正的民主制度只有建立在私人财产权之上才是可能的。
当这种观念被推广到发展中国家时,它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走私有化和西方的竞选的多党政治的民主模式。这显然是一种"制度拜物教".事实上,经济制度的效益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以及该社会的文化传统。
制度的进化是由效率和追求利益及其它政治动机两方面推动的。这样,不同的社会在产权与民主的演进图式上具有不同的状况。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迄今最为科学系统的理论。
「2」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实验对"制度拜物教"提出了怀疑,虽然在实际的改革进程中时时受到它的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最重大课题是如何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这种努力是不能离开现实的所有制结构条件的。(王沪宁,1994)但是,公有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它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又有助于开发民主政成长的社会基础?同时,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何种模式,它既有利于保护人民的财产权,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又有利于政府为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在产权与民主的演进过程中,政府的性质、功能如何定位?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作出理性的思考。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新课题。(唐贤兴等,1996)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提这一问题的现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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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民主都是和特定的政治控制结合在一起的。西方经济学对"产权"的界定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乃至在具体的论述中无可奈何地将产权、所有权、财产权利等概念混同交替使用。(Y.Barzel,1989,xi)按他们对产权的初步定义,产权是指人们是否有权利用自己的财产去损害他人的利益,用德姆塞茨的话来说,"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H ·德姆塞茨,1967年,第97页)在经验世界中,产权不是一种纯粹的私人之间的合约,国家是产权安排的一个条件。(Cooter and Ulen ,1988)产权是由国家强制界定和实施的,由于国家是所有组织中唯一的享有合法暴力的机构,因此,产权的强度依赖于国家保护的有效性。(Alchian ,1977)所以,正如个人权利无限制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无权利的制度,不受限制的产权是不存在的。国家在产权问题上的这种作用,实际上已隐含着国家可以或必须对社会经济制度有某种程度上的控制。
但是,这种政治控制在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下,其力度、范围、方式等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西方社会长期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政策,这种意识形态把国家的作用仅局限在诸如保护人们的私有财产权、保护人们的自由交易等这类狭小的范围内,而反对国家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过多的控制与干预。然而,即使在最自由的社会里,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政治控制。
国家最低限制的政治控制是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因此,西方社会一直在探索于完善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以便即使国家能保留最低限制的政治制度,又使国家能最大限度的保护人们的财产和自由。在西方民主史上,财产划定了个人自由的范围与国家权力的界限,民主则维护了这一界限,规定了人民与政府的权力范围。(万德威尔德,1995年)专制政治更多地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和人民实行严密的政治控制,以此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正如巴塞尔指出的,理论上绝对的专制统治在现实中总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总是凭借暴力垄断一切产权。(Barzel,1994)据此。他提出了一个"产权与国家的演进"的分析模型,用以分析如何从专制统治向民主、法制的立宪主义政治秩序的转变。
「3」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政治控制的宽松。
政治控制是国家运用政治力量控制社会的一种方式。它可以通过产权与民主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得以贯彻。产权反应的是两种平等的所有权之间的责、权、利的关系。(段毅才,1992)而民主的基本点在于如何平衡政府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力,如何确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王沪宁,1987a ,第6页;王浦劬,1995)由于有效的产权安排可以在社会(包括个人、集团、企业等)和国家之间的交易中产生,因此,从政治控制的角度或许可以清楚地看到产权与民主之演进的图景。本文据此分析建国后和改革以来这两个时期,农村的产权变革所包含的民主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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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国家政治权力从未伸展到乡村社区一级,国家对乡村的政治控制主要是通过乡绅来实现的。
然而,在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以后,国家完成了前所未有的政权一体化国家政治权力全面地扩张到乡村社会的每一领域。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控制正是在政社一体化过程中逐步加重的。其实现形式便是国家剥夺农民私有财产权、控制农村集体经济、限制农民的选择自由,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宣传训导。总之,农村的政治控制是一种集中的、刚性的制度控制。这种政治控制结构是革命后社会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制约的必然选择。在革命后初期,共产党新政权便面临着工业化还是民主化的战略选择。「4」
当时,共产党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一是迅速完成社会重建,实现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二是加快推进工业化,为保卫国家主权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三是保护人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实现民主。第一项价值反映了共产党彻底改造社会的宏大抱负。第二个目标既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也出于人民利益的考虑。而第三个价值则是共产党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也反映了中国农民传统的小私有者的愿望。这三项价值的实现程度都将影响政治合法性的问题。
然而问题在于,这三项价值都不可能同时得到全盘的考虑,而只能取其一二。当时必须立即考虑的是社会秩序之重建,这是新政权运行的基础。实际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使党和政府只能凭借现有的政治权威,以权威主义的方式来完成社会的重建。(王沪宁,1987b )国家工业化也必须得到考虑。「5」国家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资源。由于当时社会性资源的匮乏,本国的农业剩余便成为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宋国清,1982年)但是,新政权要把农业剩余尽可能更多地转化为工业化积累,需要具备一个前提,即国家首先要做到把农业剩余更大限度地集中到自己手里。而这意味着,革命后的国家不仅仅要代替旧国家来掌握土地的赋税,而且要代替原来的地主控制和利用地租。(周其仁,1994年)这样,旧有的农村产权制度安排就失去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有效性;在当时缺乏比较成熟的市场制度的条件下,「6」国家运用政治权威从农村提取和集中资源便成了唯一的选择。这种集中就不能不根本改造小农的个体私有制。这是国家权力伸入农村、在政社一体化下对农村实行高度的政治控制的根本条件或原因。
显然,保护小农的私有财产权的价值便不能得到考虑。保护小农的私有权比如土地改革中按人口平分地租的平等主义民主化战略,可以使新政权在一个时期里获得农民的政治支持。
但是,如果民主化战略实现不了工业化的目标,它最终反过来会削弱新政权的合法性。
因而,实施平等主义战略要冒更大的政治风险。实际上民主化战略与国家工业化战略在目标上是冲突的。「7」因为首先,民主化意味着农民有权拥有自己合法的财产权,政府必须保证农民合法产权的实现;同时也意味着任何时候都必须存在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国家之间平等的自愿的产权合约。因此政府不能随意地凭籍政治权力控制,限制和剥夺农民的自由交易,自由契约,自由选择。其次,从政治上看,民主化意味着农民和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的合理化,意味着农民和政府之间存在某种符合制度要求的平衡。在这种体制下,农民的利益、要求必须被纳入政治决策过程,农民也可以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有选择、创制立宪主义政治秩序的权力。显然,这两方面的要求与国家集中政治权威来加速推进工业化的目标是相冲突的,而且当时也不具备实现民主化要求的体制条件。因此,新政权重新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现实主义的考虑,从而加快,加强了对农村的政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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