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类型学 (typology)的方法 ,分析儒家伦理理论的结构与功能。尝试说明 ,儒家伦理能否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由于它要受两方面条件的制约 ,即受制于它既有的类型学规定性 ,又受制于它在类型上能否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由此凸显一个结论 ,作为典型的规范伦理学的儒家伦理 ,要实现保其规范“人应当做什么”的功能 ,并同时发生调节现代管理过程中人——事 ,人——人关系的能量 ,是必须经过解构和重构的时代整合的。
一、问题缘起 :从要素分析到类型分析
儒家伦理推动或阻碍现代化的要素分析 (elementary analysis)是分析评估儒家伦理的主流研究取向 ,这种要素分析 ,是一种将儒家伦理构成因素——拆解开来 ,作为单独的社会因子对待 ,并据此观察它的社会功能的研究方式。在方法的基调上 ,则表现为将这些拆解开来的伦理因子与西方伦理中相似的因子加以对照 ,再将二者在社会运作中的相似作用加以类比认证 ,最后判断这些因子对社会进程的推动与阻碍作用 ,并由此推断整个儒家伦理理论的功能如何及作用大小。无疑 ,要素分析对增进人们的儒家伦理的微观认识有帮助。第一 ,发现了儒家伦理对个人品德的积极影响。近代早期那种以私德为恶否定儒家伦理的激进观点 ,在此做出了修正。就儒家伦理强调个人注重德行修养(“一皆以修身为本”),保持高尚人格 (“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凝炼主体精神 (“吾欲仁、斯仁至矣”)而言 ,是具有无可置疑的现代价值的。第二 ,确证了儒家伦理中有生长交易伦理、商业伦理的因子、近代早期那种笼统地认定儒家伦理的反商业性在此有所校正。可以肯定 ,儒家伦理强调的诚心实意 (“正心诚意”),重视的利益居前 (“先富后教”)、高扬的得之有道 (“义以生利”、“见利思义”),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商业伦理的思想资源。第三 ,凸显了儒家伦理在构成要素上的自我更新能力。近代早期那种认定儒家伦理至明清已彻底僵化的观点被否证。
但是 ,要素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有相当局限的。首先 ,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无论对儒家伦理的各构成因素能够促进现代化做出了多么可靠的论证 ,都不能证明儒家伦理整体上有相同功能 ,因为 ,整体不等于是部分之和。其次 ,微观意义不足显示宏观意义。微观分析只能是一事实描述与一价值肯认的排列组合 ,尽管可收“小中见大”之功 ,但是 ,却无法以此事实与彼意义作任意配对 ,这就限制了说明儒家伦理的社会功能的开阔视野。比如 ,无论怎么证明儒家伦理重视个人修养 ,也不足以说它可以导向每个人的入世苦行 ,从而推动资本主义 (商业 )的发展。再次 ,类比性的要素分析无法避免牵强附会。当人们总是以西方伦理的某一因子已发生的近代功用为参照系 ,去刻意爬梳中国社会历史中儒家伦理某一相似因子的作用 ,其可信性大值疑虑。就此而言 ,类型分析 (typological analysis)就显示出独特的价值。类型分析瞩意于理想类型 (ideal type)的建构。理想类型的建构要求 ,把历史生活的特定关系和事件集合为一个复合体 ,而关系和事件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 ,从而显示出这一复合体的“典型性”;同时 ,为说明这一复合体的“个体历史”,应将关系与事件的因果分析放置于客观可能性的探讨中 ,遵循经验规则。在此方法指引下 ,建构理想类型实际就成为建构社会行动类型 ,此中以目的态度为指引方向的行动范式 ,又直接以价值为取向。而那些要素性的个别事件和关系的分析 ,也就不足以说明问题。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正是在此方法的引导下 ,分析某一伦理类型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 ,从单个因素上考察 ,西方发生资本主义的几乎所有要素 ,其余地区也都具备。但从事件与关系的内在一致性上分析 ,各文明古国的科学未达到社会普遍认同 ,未生成普遍应用的公理系统 ,中国的史学、印度的政治思想、西方以外的音乐艺术、建筑、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权力机制 ,都不如西方那么严密、合理。西方独具神秘观照、经济生活、技术、科学研究、军事训练、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化特征 ,尤其是能够采取理性化行动类型的社会精神气质——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 ,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复合性发生机制。 1而在中国 ,之所以未能开出资本主义这个经验性成果 ,则与儒家理性地适应此世的伦理观相关。儒家维护现存社会 ,主张中庸之道 ,重视血缘关系、剥夺统一人格的追求 ,从而限制了理性的成长、职业的分途、劳动的合理组织与计算 ,外加道教的遁世观念的影响 ,以及有效率的货币制度的缺乏 ,家产官僚制的低效率行政体系、血缘体系的超法律运作 ,城市行会的非独立性 ,使资本主义无以在中国发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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