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一定要有产业支持，坚持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三位一体，切忌“空壳”化

产业发展的顺序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没有城市化，二次、三次产业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和载体。城市化与相关产业本当融为一体，没有产业支柱的城市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是发展不起来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产业支持，城市的人口就很难充分就业，就没有足够的收入，就很难刺激消费，而没有消费就没有再生产。笔者的这一番议论绝非空穴来风。现在有的地方搞城市化，没有产业支持，民间戏称为“一条大马路，两行卷帘门”。这样的城市化恰如当年形式主义的大办开发区，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那么，一个城市在产业选择上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首当其冲的是比较优势，是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比较优势是市场经济的真谛。简单地说，市场经济就是各市场主体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不仅自己的蛋糕可以做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可以做得比原来更大。按照发展经济学家约翰·刘易斯的看法，所谓发展就是把传统部门、即农村的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发展现代部门不断地予以转移。从实践来看，这种供给必须是有效供给。所谓有效供给就是选择的产业层次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与转移出来的人员的素质相适应，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如果选择的产业对人员素质的要求太高，即使城市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转移不出来。剩余劳动力在素质上的不适应是一种结构性失衡。从实践来看，我国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等地是城市化、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功的典范。这里基本上不存在农民问题，因为很多企业就是农民办的。农民办的企业自然与农民的素质相适应，故而顺利地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之劳动力成本低（对于真正的企业家来说，如果用机器合算就用机器，用劳动力更合算就用劳动力），产品有竞争力，其客观效果是经济发展得很快。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与人员素质再不断提升。这一典型案例告诉我们，任何技术都是适度技术，是经济技术，即有经济效益的技术，不是技术含量越高越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西部的一些省份在产业选择上无视本地地域偏远、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特点，非常时髦地选择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这样的工业化是把现代部门镶嵌到传统部门，是计划经济早期发展工业化的做法，是在复制“二元经济”。

两种不同选择的深层次差异是谁在进行选择。浙江的选择主要是老百姓根据市场需求自发选择的，选择的结果与选择者的利益休戚相关。后者的选择是地方政府决策的，地方政府首脑在进行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政绩，与老百姓的目的、动机是有差异的。

其次是准确的战略定位。战略定位是发挥比较优势的逻辑必然。一个城市的战略定位就是要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寻找到在一个经济区域中自己的城市所能扮演的角色，找到适合与自己城市的位置，形成城市的品牌和形象。由于在一个经济流动圈中各个城市与生俱来的特征不同，决定了各自担当扮演的角色不同，都当龙头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从自然经济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龙头城市和配角城市都是独立的主体，是基于自己利益的交换行为，交换的结果是双赢的。嘉兴选择服务于上海，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大市场，效果相当不错。最后，笔者还想强调的是，在产业选择上一定要正确认识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关系。传统产业并不等于夕阳产业，比如炼钢确实是传统产业，但并不是夕阳产业，关键是怎么用最新的技术去装备和改造传统产业。这个问题对于老工业基地特别重要。总之，我们不要一听新经济就盲目地兴奋，一听传统产业就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