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开始，以长达5年的朦胧诗论争为标志，一批中国学人启动了突破传统体系的文艺学创新历程。人们在激烈的论争中宣告“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后便是方法论热潮席卷中华——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观念和批评方法潮水般地涌入封闭的中国。与此同时，诸多烙印着西方思维的本土文艺新说——主体论、本体论、价值论、生产论，形式论、内在规律论等等也陆续登场。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的走向日趋坚定，文学现实的世俗化色彩也日益彰显，出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峙。大批坚守精英立场的文论工作者不仅拒绝在价值层面认同世俗化的文学现实，也拒绝从知识层面对这种文学现实进行机理剖析。于是，以1993年前后发生的“人文精神”讨论及其不了了之为标志，中国的文论界逐渐淡出现实文学生活……及至今天，尽管批量化的新观念已经合法地写进大学教材，文论界也依然频频发言，企图干预现实的文学生活，但是，文学现实却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学界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大步前行，随之挽救“文艺学崩溃危机”的救亡之声也就在文论界广泛流传。因此，我们便不能不反思: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创新实践，为什么文艺学不仅没有实现推陈出新的承诺，反而落到救亡图存的境地?以及为了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学科建设，文艺学究竟应该向何处去?
众所周知，新时期文艺学的创新，是以“文革”终结为背景，十年浩劫对文学的摧残令人刻骨铭心，在相应的理论层面，则表现为意识形态文艺观包括政治工具论的绝对霸权地位。于是一旦思想解放成为可能，人们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突破传统的意识形态文艺观。尽管坚守传统的力量一直存在，但是拒绝意识形态文艺观的热浪确实构成了一道贯穿性的喧嚣风景。各种新潮学说或质疑反映论、或质疑认识论、或质疑真实论、当然也包括直接质疑意识形态论。总之，它们“以各种方式割断和消解文艺与社会生活、经济基础以及其他与之相毗邻的意识形态的联系，力图把文艺说成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因素无关的‘超现实’、‘超政治’、‘超意识形态’的东西” ① 。诚然，文艺学的创新，肯定要对传统进行突破，包括纠正传统意识形态文艺观的种种迷失，不过，以整体性地颠覆意识形态文艺观为战略趋向，则显露出认识的偏执和战略的失误。
首先，文学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并不取决于理论规定，而取决于客观存在。就客观存在而言，从孔子、柏拉图延至今日，人类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应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次，就学术的民主性而言，既然我们可以从各种非意识形态的视角对文学做出界定，又有何理由阻止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文学做出界定呢?再次，只要认真辨析就可发现，新时期文艺学的各种非意识形态话语例如主体论、本体论等等，都代表着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利益，都有着特定的思想价值诉求，都谋求成为统治性的文艺思想。所以，新时期文艺学的非意识形态运动，只不过是用另一种价值内涵的意识形态取代传统价值内涵的意识形态，这就从学理逻辑上宣告了非意识形态的文艺学创新陷入了悖论。尤其意味深长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全面转型，随着西马、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等等话语形态与这种世俗化的转型构成了日益密切的阐释关系，中国的学人也逐渐转变了态度——意识形态批评又重新回归文坛，并且成为最时髦的话语形态之一。总之，最新的迹象显示，新时期文艺学创新的非意识形态走向，已经以某种自我否定而告终。于是我们就不能否认，新时期以来，文论界在非意识形态的问题上，确实耗费了过多的思想精力，这不仅影响了文艺学创新更富有现实成效的学理建设，也误导人们摆脱真实的文学现实而进入一个远离现实的文学空间。
